1966年，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怕打扰别人，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深情望一眼丈夫，也随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1966年的深夜，上海的一间小屋格外寂静，朱梅馥端来一碗温水，看着丈夫傅雷服下药物，轻轻帮他抚平衣襟、摆正仪容，动作温柔得像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随后，她撕下床头的土布床单，拧成绳索挂在钢窗上，又在脚下的凳子下垫了厚厚的棉胎——她怕凳子倒地的声响，惊扰了邻居。 一切就绪，她最后深情望了一眼已然离去的丈夫，毅然踏上凳子，追随他去往了另一个世界。 这对夫妇的离去，震惊了整个文坛，他们走得安静又体面，只留下一封三千多字的遗书，字迹工整到最后一笔，把房租、水电、保姆工资甚至欠医生的钱，都一一交代清楚，还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53.3元现金，那是他们留给自己的后事费用，连死亡都不愿麻烦任何人。 世人提起他们，总赞叹一句“醍醐情深”，可很少有人知道，朱梅馥这份生死相随的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委屈与隐忍，她不是天生的大度，只是为了爱，把所有的心酸都咽进了肚子里。 朱梅馥1913年出生在南汇一个书香世家，原名朱梅福，父亲是清末秀才，家境原本体面，可命运对她格外残忍，四岁时父亲蒙冤入狱，母亲四处奔走喊冤，三个弟妹接连病死，最后只剩她一人。 家里拼尽全力供她读书，教会学校里，她成绩优异，英语比很多男子还要流利，钢琴能弹得震彻屋顶，还会画西洋油画，在那个女子大多不识字的年代，这样的才情实属难得。 14岁那年，她与大自己五岁的远房表哥傅雷定下婚约，两人童年境遇相似，早早抱团取暖，那份青梅竹马的情谊，是朱梅馥灰暗童年里唯一的光，她满心期待着表哥学成归来，可没过多久，傅雷就因局势动荡远赴法国留学，而她只能留在原地，乖巧地继续学业，默默等待。 她不知道的是，留学期间的傅雷，曾被一朵“红玫瑰”迷了眼，法国女孩玛德琳的热情，点亮了傅雷的世界，他一时情难自禁，甚至写下退婚信，托付好友刘海粟寄回国内。 万幸的是，刘海粟深知这封信的分量，为了傅雷的将来，悄悄压下了信件，后来，激情褪去，玛德琳忍受不了傅雷的暴脾气选择分手，傅雷备受打击险些自杀，直到刘海粟告知他退婚信未寄，他才幡然醒悟。 1932年，傅雷学成归国，与朱梅馥举行了婚礼，婚礼很简单，西式蛋糕旁摆着中式红烛，傅雷嫌“梅福”这个名字俗气，当场为她改名“梅馥”，说她像梅花一样有香有骨，没人敢反驳他的强势，可朱梅馥只当这是丈夫的偏爱，满心欢喜地接纳了这个新名字。 婚后的朱梅馥，成了傅雷最坚实的后盾，傅雷脾气火爆，稍不如意就摔东西、骂人，对儿子更是严苛，傅聪练琴错一个音就会挨抽，傅敏吃饭出声，烟灰缸便会直接砸过去，每次都是朱梅馥挡在中间，一手拉着暴怒的丈夫，一手护着受惊的孩子，轻声安抚。 傅雷翻译到深夜，她永远会端来一杯热茶；他的稿子、卡片，也都是她亲手抄写、整理，杨绛先生曾说，没有朱梅馥，傅雷的工作至少要打三四成折扣。 可傅雷的深情，从来都不够专一，婚后没几年，他又先后与豫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产生情愫，尤其是成家榴，让傅雷深陷其中，甚至无法安心工作、迁怒孩子，朱梅馥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最终竟主动联系成家榴，诚恳地说“你快来吧，你来了，他才能写下去”。 成家榴来了，可看着朱梅馥的大度与隐忍，她自愧不如，最终果断退出，让傅雷学会了成长，从那以后，傅雷才真正看清身边这个女人的好，开始珍惜这份失而复得的情谊，两人相濡以沫，走完了剩下的日子。 傅雷有才情，却也偏执、强势，一辈子活得热烈又自我；而朱梅馥，温柔又坚韧，用一生的隐忍，包容了他所有的棱角与过错，有人说她傻，可我觉得，她不是傻，是爱得太深，深到愿意放弃小我，成全丈夫的才情与体面。 他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有生死与共的决绝；没有完美无瑕的相处，却有彼此包容的真诚，那份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深情，跨越了岁月，直到今天，依然能打动我们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