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一名女子走到孙传芳背后，突然掏出手枪，朝着孙传芳连开3枪。第一枪子弹打穿了孙传芳的脑袋，孙传芳随即倒地；第二枪穿透了孙传芳的太阳穴，第三颗枪打透孙传芳的胸膛。由于三枪都是致命枪，孙传芳当场毙命。 故事还得从1925年说起。那时候军阀混战，你打我我打你，乱得一锅粥。奉系军阀想要进军东南，派了个叫施从滨的当先锋，也就是施剑翘的亲爹，时任山东军务帮办。 这施从滨也是个实诚人，本来不想打，连续请示上司想辞官回乡抱孙子。可他的顶头上司、那个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不干啊，忽悠他说：“老施啊，你把孙传芳赶走，我就让你退休。” 施从滨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结果呢，在安徽固镇这一仗打输了，施从滨不幸被俘。 这孙传芳当时正春风得意，心狠手辣，为了立威，他坏了规矩。 不但下令把施从滨斩首，还干了一件极缺德的事儿，他让人把施从滨的脑袋割下来，用铁丝挂在蚌埠火车站的站台上，旁边挂个白布条写上名字，暴尸三天三夜。 这消息传回施家，施剑翘感觉天都塌了。 从那一刻起，施谷兰的人生就剩下两个字：复仇。 她一开始的想法很传统：我是女流之辈，这事儿得靠家里的男人。 她寄希望的第一个人，是她的堂兄施中诚。这施中诚从小在施家长大，受施从滨的大恩。施谷兰甚至还跑去找张宗昌，给堂兄求了个官职。 结果这施中诚官越做越大，后来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人也就变得越来越“理智”。面对施谷兰的催促，他总是推三阻四，最后干脆劝施谷兰：“妹妹，算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得向前看。” 施谷兰那是真性情，一听这话，当时就炸了。写了一封绝交信，直接跟这个忘恩负义的堂兄断绝了关系。 堂兄指望不上了，她又遇上了第二个“救星”，施靖公。 施从滨的忌日上，这施靖公又是哭又是发誓，拍着胸脯说：“这仇我替你报！只要你嫁给我！” 施谷兰那时候也是报仇心切，真就信了他的鬼话，嫁给了他，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可婚后日子一长，施靖公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等到1935年，施靖公都升任旅长了，对报仇的事儿依然是装聋作哑。 施谷兰彻底死心了。她带着两个孩子毅然离开了山西婆家，回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后，她做了一件事：改名。 她把原本那个柔弱的名字“施谷兰”扔了，给自己改名叫施剑翘。她还给两个儿子改名“佥刃”和“羽尧”，合起来就是“剑翘”。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要杀孙传芳，不仅要有决心，还得有脑子。 第一步，得知道仇人长啥样。孙传芳下野后隐居天津，深居简出。施剑翘跑遍了书店都找不到他的近照。最后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她在个算命摊上，偶然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孙传芳照片，谎称是亲戚，高价买了回来。 第二步，得知道仇人在哪。施剑翘打听到，大儿子的同学竟然刚好是孙传芳的女儿。这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她通过这层关系，摸清了孙传芳的住址。 第三步，得有家伙。巧的是，弟弟同学的一把勃朗宁手枪暂时寄存在她这儿。施剑翘那是如获至宝，偷偷买来子弹，没事儿就在家里练瞄准。 终于，线索来了。她在观音寺听和尚闲聊，说了一句：“孙传芳那人也信佛，是居士林的理事长。” 就这一句话，定了孙传芳的死期。 1935年11月13日。外面下着雨，施剑翘特意穿了件大衣，把枪藏在衣服里。她其实心里也打鼓，万一孙传芳今天不来咋办？ 到了居士林，她一看，孙传芳的座位空着。正焦虑呢，突然看见佣人跑进来，在那个空位上摆好了经书。紧接着，那个披着黑僧袍的身影走了进来，正是孙传芳。 她假装身后的炉子太热，跟周围人换了个位置，慢慢挪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这时候，孙传芳正闭着眼睛，盘腿坐在那儿念经，完全不知道死神已经站在了背后。 施剑翘掏出手枪，对准了孙传芳的右耳后方。 第一枪响了。子弹直接钻进了孙传芳的脑壳。周围的居士们吓得尖叫乱窜，施剑翘却异常冷静。她怕孙传芳不死，又对着他的太阳穴和后背，“砰！砰！”补了两枪。 杀完人，施剑翘没有跑，她选择了最光明磊落、也最震撼人心的方式，自首。 她向惊魂未定的人群大喊：“大家别怕！我只杀孙传芳，是为父报仇！决不伤及无辜！” 然后，她撒出了那些早就准备好的传单。警察赶到的时候，她一脸平静，把枪一交，跟着走了。 按法律，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按中国的传统道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孝女复仇那是值得歌颂的“义举”。 在法庭上，施剑翘说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如果我父亲是战死沙场，那是军人宿命，我不恨孙传芳。但他残杀俘虏，还割头示众，这是对人格的践踏！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舆论一边倒地支持施剑翘。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连冯玉祥、李烈钧这些国民党元老都站出来替她说话，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请求特赦。 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1936年，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就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赦释放。 1979年，这位传奇女子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