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见沈醉等人。一见到沈醉，总理便笑着说：“沈醉啊，你可把我害惨了，因为你，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啊！我对你的东西太着迷了！”一旁的沈醉听后，有些不好意思了。 沈醉这个名字，在民国时期的特务圈子里，那是响当当的一块牌子。28岁就当上了军统局总务处的少将处长，深受“特工王”戴笠的信任。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沈醉就是戴笠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抓捕、审讯、暗杀，他干过的狠事儿可不少。 按理说，这样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那是妥妥的“反动派典型”，是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可历史的玄妙就在于此。1949年云南起义，沈醉在卢汉的逼迫下，同时也算是顺应大势，选择了投诚。后来他被作为战犯关押改造。这十年的改造生活，把曾经那个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少将，彻底洗心革面，变成了一个只想赎罪的普通人。 1960年，沈醉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获得了自由。 重获新生后，沈醉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这时候，周总理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任务：“写回忆录”。 总理的话说得很透彻，也很暖心。他对沈醉说，你在军统待了那么久，还是戴笠的身边人，肚子里的货多。你要把那些内幕，不管是你自己干的，还是听到的，都要如实写出来。 这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为了把那段历史留下来，让后人知道革命有多难，反动派有多残暴。 这番话，算是给沈醉吃了颗定心丸。 沈醉是个聪明人，也是个实诚人。他这一动笔，就刹不住车了。他写的第一本书，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我所知道的戴笠》。 也就是这本书，把周总理给“害”得睡不着觉。 为啥？因为太真实，太鲜活了。 以前大家了解的国民党特务，要么是脸谱化的恶魔，要么是只会搞破坏的坏蛋。但在沈醉的笔下，那是一段有血有肉、盘根错节的江湖秘史。 他写戴笠，没把他写成一个只会杀人的机器。他写戴笠怎么洗澡、怎么吃饭、怎么对待下属，甚至写戴笠怎么给蒋介石洗水果。他写军统内部的勾心斗角，写那些特务们在私底下的贪婪与恐惧。 这种“剥皮见骨”式的写作手法，让那段尘封的黑暗历史瞬间有了画面感。周总理看着这些文字，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段波诡云谲的斗争岁月。好多以前共产党这边只知道结果、不知道过程的谜案，在沈醉的书里找到了答案；好多以前对不上号的情报线索，看了沈醉的回忆，一下子就恍然大悟。 可以说，沈醉的书，填补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块巨大的空白。 在那次接见中，陈毅元帅也在场。这位性格豪爽的元帅也给沈醉打气，他说写历史资料就要“求真”，知道一点写一点，千万别像写小说那样瞎编乱造。 沈醉听进去了。他后半辈子，几乎就把哪怕一丝一毫的精力，都扑在了这件“存史育人”的大事上。 咱们再聊聊沈醉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很矛盾的结合体。 在军统时，他手段狠辣，被称为“冷面杀手”；但回归社会后，他又表现出了极高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观察力。他写的《军统内幕》、《魔窟生涯》，那文笔，那叙事节奏，简直比职业作家还职业。 这里头有个小插曲，特别能说明沈醉后来的心态。 1980年，沈醉去香港探亲。这可是个大新闻，当年的军统大特务回香港，那边的媒体都炸锅了。在一次聚会上，一位故人的小孙女突然问了他一个让全场窒息的问题：“你为什么要用针刺江姐？” 这话一出，空气都凝固了。咱们都知道，《红岩》里那个大特务“严醉”，原型就是沈醉。小说里严醉可谓是坏事做绝。 面对小女孩的质问，沈醉没有生气，也没有辩解说“那是小说，不是我干的”。他沉默了一会儿，非常诚恳地说道：“那虽然是小说里的描写，但在那个罪恶的年代，我作为军统的骨干，即便没有亲手做那件事，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就是晚年沈醉的境界。他没有试图洗白自己，而是坦然接受了历史的审判，并用余生去记录那段历史，以此来警示后人。 周总理之所以那么看重沈醉，不仅仅是因为他提供了情报和史料，更因为总理在他身上看到了“改造”的力量。 沈醉在文史专员的位子上，干得那叫一个起劲。他和昔日的对手、同僚——像杜聿明、宋希濂这些人，经常聚在政协礼堂的东小楼里切磋稿子。这帮人当年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厮杀，如今却戴着老花镜，为了一个战役的具体时间、一个地名的准确叫法争得面红耳赤。 这场面，想起来就觉得既魔幻又温馨。 周总理那句“害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其实是对沈醉工作最大的肯定。它意味着沈醉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超额完成了——他提供的东西，具备了极高的史料价值和阅读价值。 后来，沈醉的书一版再版，甚至流传到了海外。很多人通过他的文字，才真正看懂了那个年代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才明白了蒋家王朝覆灭的必然性。 他在1996年去世，享年82岁。他留下的那几百万字的文史资料，至今仍然是研究民国史、研究特务史绕不开的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