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1岁的她被当作英国间谍被捕入狱，关押的6年里，她受尽非人的折磨，但依然不认罪。1973年，她被释放，谁知她竟然拒绝出狱。 从名门闺秀到《上海生死劫》作者，郑念的一生仿佛横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1915年，她以姚念媛之名出生在北京上流家庭，祖父是清末民初的大儒，父亲留学日本，官场、学界资源兼具。自小，她在英文书和精致瓷器之间长大，被视为典型名媛，却从未满足于只做某个男人的附属。 少女时代，她考入南开、燕京等名校，在校园里才貌出众，甚至登上《北洋画报》封面，追求者踏破门槛，她依旧把目光放得更远。 十五岁那年，她毅然离开熟悉的京津，远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用成绩证明自己并非只会优雅应酬的“千金小姐”。 在伦敦，她与同样优秀的郑康祺相识，两人学识相当、性情相投，在异国他乡结成伴侣，婚后辗转外交岗位，外派澳大利亚，在西式生活与中国身份之间来回穿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对留洋夫妇选择回国。郑康祺先后担任陈毅的外交顾问、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他们搬进市中心三层小洋楼。 英国朋友造访时感叹，他们家像单调城市里的一片绿洲，书籍、瓷器、音乐与井井有条的生活，让这位名门出身的女主人保持着从容高雅。 1957年，丈夫猝然离世，郑念从“外交官夫人”转身为职场决策者，接手丈夫留下的工作，出任壳牌公司顾问。在当时，这样的女性身影极为少见，她一边承受职场压力，一边抚养女儿，在夹缝中维持着体面。 命运真正的重击来自1966年。因为留学英国、服务英资企业的背景，她被扣上“英国间谍”的帽子，家中被抄，珍贵藏品毁坏，她和女儿先后被关进看守所。 长达数年的牢狱生活里，她被反复审讯、严刑拷打，却始终拒绝认罪。她把狭小牢房收拾得一尘不染，在别人绝望的地方继续读书思考，用秩序守住最后的尊严。 1973年，当局通知她无罪释放时，她却拒绝出狱。她觉得，既然是误抓，就应公开道歉、刊出声明。狱方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只能编造说女儿在门外等她。她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踏出牢门，却得知女儿早在她被捕第二年就已身亡。 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自杀，郑念却清楚女儿的性格，根本不会轻易放弃生命。此后，她一边写申诉信要求昭雪，一边追查女儿真正死因。最终，她查明女儿是被人殴打致死后推下楼，在掌握证据后，通过法律途径让相关责任人受到惩罚。 走完这段旷日持久的生死劫，她对这座曾经承载家庭与爱情记忆的城市心灰意冷。1980年，她离开上海，远赴美国重新开始。 异国生活并不轻松，病痛缠身、语言环境全然不同，但她没有选择躲在角落里，而是拿起笔，把那些无法在原本土地上说出口的经历写了下来。 1987年，《上海生死劫》问世。书中，她从名门闺秀写到外交官夫人，从小洋楼写到黑牢房，从丈夫去世到女儿惨死，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触重构那段个人与时代交缠的命运。作品在西方社会引发强烈反响，让许多读者第一次看见一个中国女性穿越半个世纪的真实人生。 到了八九十岁，她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气度，穿真丝衬衫，银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在高校演讲，在以女儿名字设立的基金会里投身慈善，甚至还会开车出游、参加舞会。医生告知她时日无多时，她平静地说要“回家”，在收拾得一尘不染的房间里安然离世。 从北京名门到上海洋楼，从铁窗阴影到海外写作，郑念用一生证明，所谓高贵并不来自出身，而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仍不向命运屈膝。 她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却保住了自己的信念和尊严，把个人的生死起落写进《上海生死劫》，也把“永不言弃”的背影留在了时代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