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北平的那个冬天特别冷。清华园里的学生们围着他的宿舍，有些人眼眶红了，有些人声音哽咽：“校长，留下来吧，我们需要您。”梅贻琦站在台阶上，裹着那件穿了很多年的旧大衣，镜片后的目光温和却坚定。他最后那句话很轻，却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里：“我得走，为了清华的根。” 他说的“根”，就是那笔鲜为人知的清华基金。这笔钱数额巨大，是民国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设立的，专门用于清华的运营和发展。钱存在美国，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梅贻琦当时是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也是清华大学终身校长。他知道，这笔钱是清华的命脉，一旦有闪失，学校就真的难以为继了。 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误解他。有人觉得他是“逃避”，有人私下议论他“恋栈权位”。面对这些，梅贻琦从不辩解。他心里清楚，自己这一走，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名声、地位、安稳的生活，全都可以不要，但那笔关乎无数学子前程的基金，必须保住。这是他对清华的承诺，是一个教育家超越个人得失的责任。 他先去了香港，又去了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最终定居美国纽约。他在那边的生活，简单到近乎清苦。 租了一间小公寓，没有固定收入，就靠着清华基金董事每月微薄的车马费维持生计。那笔巨款，他一分一毫都没有动过，全部妥善保管。 有时老友来访，看他生活拮据，忍不住劝他：“从基金利息里稍微支取一点改善生活，情有可原。”他总是摇头：“这是清华的钱，我姓梅的不能用。” 1954年，一个让梅贻琦内心掀起巨浪的消息传来：他的独子梅祖彦，决定放弃在美国的学业和工作，返回中国大陆。梅祖彦是学水力机械的，他告诉父亲，祖国建设需要他，他要回去贡献力量。作为父亲，梅贻琦心中有万般不舍与担忧；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理解并尊重儿子的选择。 送别儿子时，他没有说太多，只是重重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这一别，山高水远，再见无期。儿子走向了他拼命守护的“根”所滋养的土地，而他自己，却为了守护这根，必须走向另一个方向。 也就在那前后，对岸的邀请来了。他们希望梅贻琦能去台湾，用那笔清华基金“复校”。这对他是个极其艰难的选择。去，意味着他将坐实某些舆论的指责，彻底与大陆的清华园分离；不去，那笔基金就可能被移作他用，甚至流失。几经权衡，为了“清华”这两个字能继续存续，为了基金能用于真正的教育，他再次选择了责任。 1955年，他赴台，开始筹办新竹清华大学。从选址、规划到聘请教员，事事亲力亲为。他坚持的原则依然没变：清华基金的钱，必须全部、纯粹地用在教学、科研和盖图书馆、实验室上。 他自己在台湾的校长宿舍里，家具简单，饮食朴素，和当年在北平、在纽约时一样。他心心念念的，是要把真正的“清华精神”移植过去——那种“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理念，那种严谨求实的学风。 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病逝。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箱子。里面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珍贵文书，而是他掌管清华基金数十年的所有账目，一笔一笔，清晰可查，分毫不差。他去世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他留下的，是新竹清华大学初具规模的校园，是两岸对“清华”这个名字共同的敬重，还有一个关于“操守”的、干净透明的故事。 梅贻琦的一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写着“离别”与“孤独”，他离开了挚爱的北平清华园，与儿子骨肉分离，在误解中远走他乡；另一面则刻着“守护”与“坚守”，他用大半生孤独的岁月，守护了一笔基金的纯粹，坚守了一个教育家“公”字当头的良心。 他的选择，是那个大时代下知识分子命运与担当的缩影。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守护，需要付出毕生的孤独为代价；而真正的风骨，往往就体现在对承诺近乎固执的坚持之中。清华的“清”字，在他身上，有了最厚重的注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权威信源：据新华社旗下《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梅贻琦：清华“永远的校长”》一文报道，梅贻琦先生在动荡年代为保护清华大学基金做出重要抉择，并在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其清正廉洁、全心为公的品格备受世人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