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郭宝昌拉着养母的手：“老娘，咱把房子捐了呗，我也能有个好前程。”养母嘴巴一

当年，郭宝昌拉着养母的手：“老娘，咱把房子捐了呗，我也能有个好前程。”养母嘴巴一抽搐：“我是500大洋买来的，比你多300，你凭啥在我面前豪横！”临死前，养母只说了三个字，让郭宝昌后悔一生。 郭宝昌摔门出去后，在胡同口蹲了大半夜。地上烟头扔了七八个，冷风顺着裤腿往上钻，他愣是没觉着凉。脑子里嗡嗡响，一会儿是厂领导拍他肩膀说“小郭有前途”，一会儿是养母佝偻着捶炕沿的手。天快亮时，卖豆腐脑的挑子从青石板路上“吱呀呀”过去，他才拖着麻了的腿往回走。 院门虚掩着，灶房飘出棒子面粥的味儿。他蹑手蹑脚进屋，看见桌上摆着碗热粥，旁边碟子里搁着俩煮鸡蛋——那是养母攒着换针线的。他鼻子一酸，粥喝到嘴里却发苦。从那以后，娘俩的话更少了。有时郭宝昌半夜回来，看见养母屋里的灯还亮着，窗纸上映着她低头缝补的影子，针脚密密的，像要把什么缺口给补上似的。 开春后厂里组织下乡采风，郭宝昌抢着报了名。临走那天清晨，养母往他包袱里塞了包炒面，油纸包得严严实实，手指头在上面按了又按。长途车上，他打开油纸，发现炒面里掺着碾碎的核桃仁——那是养母年前从集市上捡来的瘪核桃，在炕头烘了整整一冬。 采风回来那天，院里的枣树刚冒新芽。郭宝昌推门喊“娘”，屋里没人应。灶台冷着，笸箩里的鞋底才纳了一半，针还别在上头。他心慌慌地往邻居家跑，才晓得养母三天前摔在井台边，是街坊给抬到卫生所的。 病床上的养母缩成小小一团，见他来了，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郭宝昌天天守在床边，喂粥擦身，动作笨拙得像头一回当学徒。有回换褥子时，他看见养母腰后那片溃烂的皮肉，手一抖，碘酒瓶子滚到床底下。养母却笑了，声音轻得像叹气：“不碍事，当年抱你回来，你发烧烧得浑身滚烫，我整夜用井水给你擦身子，那才叫吓人。” 最后那几天，养母忽然精神了，非要郭宝昌扶她到院里坐坐。夕阳把枣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她眯着眼看了一会儿，突然说：“那年贩子要价三百，我愣是加了二百。为啥？那贩子怀里还抱着个女娃，我怕他不肯单卖你。”郭宝昌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养母却摆摆手，指着墙角：“那儿埋着罐铜钱，你娶媳妇时挖出来。” “要好好。”这是养母最后说的话。郭宝昌当时以为是要好好过日子，后来才咂摸出滋味——那是没说完的半句话。要好好对谁？要对得起天地良心，要对得起那五百大洋换来的命。 如今郭宝昌也老了，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有回孙子问他：“爷爷，您最宝贝的是啥？”他摸出钱包里那张磨毛边的老照片，看了又看，最后指着自己心口说：“这儿，住着个没享过福的老太太。”窗外梧桐叶沙沙响，像极了当年枣树摇晃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