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陈平认为，中国过去40多年，在干部培训和大学教授队伍里，让西方价值观渗透太深了，得把那些被西方理念绑架的人清除出去，不是说全盘否定西方，而是要清除那种盲从西方、忽略中国实际的思维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这本身没什么问题。当时国家刚从封闭走向开放，很多领域都需要借鉴国外成熟的做法，快速补齐发展短板。 就像早年间，中央党校为了提升官员的治理能力，会选派干部到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等西方名校进修，这在当时的背景下，就是为了让干部接轨国际、学习先进的治理经验，更好地服务于国内的改革和建设。 中央党校从 1981 年就成立了外事管理服务部门，后来还不断拓宽对外合作交流渠道，这种开放办学的思路，初衷就是为了提升干部队伍的素质。 可问题慢慢就出现了，一些干部学完回来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去消化吸收，反而把西方的全球化、自由市场那一套当成了不可动摇的准则。 不管国内的具体国情是否适配，就生硬地套用在政策制定中。比如有些地方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时，完全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忽略了中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导致一些民生领域出现监管真空，反而影响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而这些被西方价值观 “俘虏” 的干部，还占据了不少关键岗位，这直接导致政策导向一度向西方模式倾斜。 更麻烦的是，这种思维惯性形成后，中间层干部变得越来越怕犯错、不敢创新，遇到问题只敢喊口号却不愿动真格，原本应该推进的改革举措，也因为这种保守心态被拖了后腿，影响了改革的整体进度。 这种盲从西方的倾向，在高校教育中表现得同样明显。现在国内不少大学的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的教材、美国的理论几乎成了 “标配”，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被当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 老师在课堂上照着西方教材讲课，学生毕业后只会用西方的 “尺子” 衡量中国的现实，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独特逻辑。 更让人担忧的是，高校的评价体系也被西方中心主义主导，评价学者水平的核心标准变成了 “发了多少西方期刊论文”“用了多少西方研究方法”，这逼着学者去迎合西方的学术口味，而不是扎根中国大地研究真问题。 久而久之，大学的主流阵地被西方话语体系占领，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反而没了发声的空间，很多有价值的本土研究因为不符合西方标准，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其实陈平教授的观点，并不是要反对学习西方的优秀成果。西方在很多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依然值得我们借鉴，但借鉴不等于盲从，更不能把西方的标准当成唯一的标准答案。 教育部早就明确过，我们反对的是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课堂，而不是排斥西方有价值的学说和理论。 就像中央在干部教育培训中，一直强调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引导干部联系实际学，紧密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去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死记硬背西方的理论条文。 这些年，大家也慢慢意识到了盲从西方的危害，开始主动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发展模式。 但清除那些盲从西方的思维模式，不是搞一刀切，更不是走向封闭，而是要回归实事求是的根本。 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国情和独特逻辑，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证明，只有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干部队伍需要的是敢担当、善创新，能结合实际解决问题的人，高校需要的是能扎根本土、总结中国经验的学者。 只有打破 “西方标准就是标准答案” 的误区，才能让干部教育培训真正服务于国家发展，让高校成为培养创新人才、产出本土理论的阵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真正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