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6日夜，桂系师长王泽民在东来顺大宴宾客，在北平的桂系团长以上军官均被邀请，却不见白崇禧。原来，这是王泽民的烟雾弹，以掩护白崇禧逃离北平。当时桂系在北平的将领大都被蒋介石收买，密谋将白崇禧绑送南京。 王泽民选东来顺是有讲究的。这家老字号涮羊肉铺子离西交民巷的桂系驻军司令部不远，门脸不大却挂着军阀送的鎏金匾额，厨房飘出的炭火味能盖过街上的军号声。他提前三天就包下了后院天井，支了八张红漆圆桌，每桌摆着二斤现切的羊上脑，一坛从山西捎来的汾酒。 席间推杯换盏时，他故意把话头引到“南边传来的好消息”，几个被收买的团长端着酒碗起哄，说“委座（蒋介石）许了咱们每人一个县长的缺”，他装作附和，筷子却不停往嘴里送糖蒜——他得让这些人的醉意再浓些，好给白崇禧留足时间。 白崇禧那晚其实就在前门外头的“福兴客栈”里。他早从心腹副官那里得了信，说军需处长周祖培把他的行踪报给了南京，说“白健生（白崇禧字）每晚十点必去东来顺后院听戏”。可他偏不按常理出牌，当天下午就让人把行李装成商队的货箱，自己裹件蓝布棉袍，坐了辆运煤的三轮车绕了三道胡同，在客栈后门的小门洞里藏了仨钟头。 直到东来顺的酒席散了，他才从后门出来，让司机开辆破福特车往天津方向走。车过卢沟桥时，他掀开窗帘看了眼月亮，想起十年前和李宗仁在广西起兵，也是这样的月色，可如今同床异梦的人比当年多了十倍。 被收买的那些人里，最积极的是独立旅旅长黄权。他原是白崇禧在保定军校的学生，1926年北伐时，白崇禧曾把自己的配枪解下来给他，说“这枪跟着我打过吴佩孚，你带着它，要记着为百姓打天下”。可去年黄权母亲生病，南京派人送了五百块大洋，还许诺“只要劝白崇禧回南宁，就让你当广西省主席”。 他动摇了，不仅把白崇禧的行踪报了过去，还在东来顺的酒桌上拍胸脯说“明早就能把人扣下”。可他没想到，王泽民早就把他的话录在了心里——散席时，王泽民借口送客人，悄悄让副官把黄权的汽车轮胎扎了，还在他口袋里塞了张纸条：“留条后路，别把事做绝。” 白崇禧到天津时，天刚蒙蒙亮。他没敢直接上船，先找了家澡堂子泡了两个钟头，把身上的烟味和酒气全洗了，又换了身绸缎长衫，装成上海来的丝绸商人。等他坐上去大连的客轮，才从报纸上看到北平的消息：黄权带人去东来顺抓人，扑了个空，被王泽民以“破坏团结”的名义软禁了。他捏着报纸笑了笑，把烟蒂摁在痰盂里——他知道，王泽民这是在给自己留面子，毕竟当年在龙州起义时，两人一起扛过枪。 后来有人问王泽民，为啥要救白崇禧。他蹲在自家的葡萄架下抽旱烟，说：“桂系是穷人的队伍，李、白二人是真想让老百姓有口饭吃。蒋某人收买人心，收的是贪财的，可收不走信仰。”他指了指院子里跑过的小孩，“你看，这孩子要是知道他爹是为了抢县长当才反的，以后还会跟着咱们干吗？” 这场风波过后，桂系元气大伤。白崇禧去了越南，后来又辗转回到广西，和李宗仁重新整顿军队；王泽民留在北平，直到1931年病逝，临终前还念叨着“可惜没能跟健生再喝顿酒”。而那些被收买的军官，有的后来投了蒋介石，有的回了老家种地，再也没人提过当年的事。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有人为了利益背叛，有人为了信仰坚守。王泽民的一顿酒，救的不只是白崇禧一个人，更是桂系最后的火种——就像冬天里的一盆炭火，看着灭了，可火星子还在，风一吹，又能烧起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