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180师整建制被俘，关押于巨济岛战俘营，他们遭受特务虐待，被迫刺上反动标语，肉体与精神双重折磨。停战后，因刺字被视为“叛徒印记”，既怕回国连累亲人，又拒绝赴台违背誓言，55名志愿军战俘最终选择中立国巴西。 180师的覆没，是抗美援朝中最令人痛心的战例之一。这支隶属于第三兵团的部队，在第五次战役后期陷入美军重围时，已经连续奋战了四十多天。战士们随身携带的干粮早就耗尽，只能挖野菜、煮皮带充饥，弹药也仅剩下每人三五发子弹。 来自山西平顺县的李建国，参军时才19岁，出发前母亲塞给他的粗布包里，还裹着一把家乡的泥土——他原本是个种玉米的庄稼汉，朝鲜战争爆发后，村里的征兵锣一响，他第一个报了名，只想着“把美国人打回去，不让战火烧到家乡”。 突围那天，他们连在雪地里跟美军机械化部队拼刺刀，连长牺牲前把军旗塞到他手里，嘶吼着“宁死不当俘虏”，可最终，弹尽粮绝的幸存者还是被押上了开往巨济岛的军舰。 巨济岛战俘营就是人间炼狱。美军纵容国民党特务在营内掌权，这些人拿着橡皮棍、三角铁，每天逼迫战俘背诵反动口号。刺字的命令下来时，李建国和战友们拼死反抗，可手无寸铁的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特务把他按在石板上，用烧红的铁针在他左臂刺下“反共抗俄”四个字，每一针都像烙铁烫在心上。他拼命挣扎，肩膀被特务用枪托砸得骨裂，嘴里却始终喊着“我是中国人，绝不背叛”。营里的卫生员偷偷给他上药时，发现他藏在贴身衣服里的入党申请书，纸都被汗水泡烂了，字迹却依旧清晰。 那些日子，战俘营里每天都有人被折磨致死。特务故意不给水喝，逼他们在烈日下暴晒，稍有反抗就被关进“黑牢”——那是个不足两平方米的铁笼，人只能蜷缩着，不出三天就会浑身溃烂。可即便如此，没人愿意在劝降书上签字。 李建国记得，同村的王二柱被打断了腿，特务拿着赴台的承诺书让他按手印，他咬着牙把承诺书撕得粉碎，最后被活活打死，尸体扔到了海里。“我们是志愿军，不是叛徒！”这是战俘营里最常听到的呐喊，哪怕声音已经嘶哑，哪怕换来的是更残酷的虐待。 停战后的抉择，比战俘营的折磨更让人煎熬。美军给了三个选项：回大陆、去台湾、前往中立国。李建国抚摸着左臂的刺字，整夜整夜睡不着。他想回家，想看看年迈的母亲，可战友们传来消息，国内有些被俘人员因为身上的刺字，被乡亲们误解为叛徒，家人也受了牵连。 “我娘年纪大了，经不起旁人戳脊梁骨。”他对着家乡的方向哭了一夜，手里攥着母亲的照片，照片都被泪水打湿了。而赴台的选项，从一开始就被他们排除——特务许诺的洋房、金条，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当初参军是为了保家卫国，怎么可能反过来背叛自己的祖国？ 55名战俘凑到一起，整整商量了三天。有人提出去巴西，那个和中美都没有直接关联的中立国，或许能让他们在夹缝中活下去。出发那天，李建国把母亲的照片缝进衣领，身上只带了一件打满补丁的军装。 船开离巨济岛时，他们朝着祖国的方向敬了最后一个军礼，有人哭出了声，有人咬破了嘴唇。到了巴西，他们凑钱在圣保罗开了家小餐馆，取名“志愿军饭店”，每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在店里挂起一面自制的五星红旗。 往后的几十年里，这些人再也没能回到祖国。李建国直到晚年，左臂的刺字依旧清晰可见，他总给孩子们讲朝鲜战场上的故事，讲连长牺牲时的模样，讲战俘营里的坚守。 他常常对着东方发呆，说“等祖国原谅我们了，一定要回去看看”。可直到他去世，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他的儿子后来带着他的骨灰回到平顺县，把那把跟随他半生的家乡泥土，一起埋进了祖坟。 这些战俘的遭遇，是战争留下的深深伤痕。他们没有背叛祖国，却在时代的夹缝中承受了太多委屈。刺字不是他们的耻辱，而是侵略者和特务暴行的铁证；选择巴西不是他们的懦弱，而是在两难境地中对初心的坚守。 我们不该忘记，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这样一群人，哪怕身陷绝境，哪怕遭受非人折磨，也从未放弃对祖国的忠诚。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