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湖自尽于北京西城太平湖，在投湖自尽前，他特别舍不得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在出大门前，他走到院子中间，把唯一的孙女小月叫出来，小月刚刚三岁，老舍郑重地向自己的孙女小月说：“和爷爷说再见”，而这也是他在世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1966年8月24日的北京，天亮之前的太平湖边格外安静。 水面很平，映着还没完全退去的夜色，四周的柳树叶子一动不动。 没人知道，老舍蹲下身对着孙女说话时，喉咙里是不是堵得发疼。三岁的小月还含着手指，脸蛋上沾着早饭的米糊，她听不懂“再见”里藏着的永别，只是学着大人的样子挥了挥小手，奶声奶气地喊了声“爷爷再见”，这声稚嫩的回应，成了扎进老舍心里最后一根温柔的刺。他抬手想再抱一抱孙女，手指都碰到了孩子的衣角，却又猛地缩了回来，转身时后背挺得笔直，谁也没看见他眼眶里打转的泪水——这位一辈子爱体面的作家，连告别都不肯露半分狼狈。 出门后的路，老舍走得格外慢。他穿着那件穿了多年的藏青色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淡淡的毛边，却依旧平整挺括。熟悉他的人都清楚，老舍这辈子最讲究“体面”，哪怕当年在重庆躲空袭、在伦敦靠写稿糊口，也从没让自己显得邋遢。可谁能想到，就在前一天，这位67岁的文学巨匠，被拉到北京文联大院里批斗，胸前挂着写满污言秽语的木牌，被红卫兵推搡、殴打，眼镜被打碎在地上，花白的头发被扯得凌乱不堪。那些曾经被他的文字打动过的人，此刻却对着他破口大骂，把他毕生珍视的文学手稿撕得粉碎，连他为新中国创作的《龙须沟》《茶馆》，都被污蔑成“毒草”。 老舍不是没经历过苦难。他出身北京西城的贫民家庭，父亲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战死，母亲靠着给人洗衣缝补拉扯他长大。小时候买不起纸笔，他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凭着一股韧劲考上师范，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顶梁柱。抗战时期，他放弃在青岛的安稳生活，辗转武汉、重庆等地，组织文艺界抗日宣传，饿着肚子写了上百万字的抗战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满心欢喜地想要为新社会创作，可到头来，却被自己热爱的土地上的人如此对待。他想不通，为什么曾经倡导“百花齐放”的文坛，会变得如此容不下不同的声音；为什么那些他笔下歌颂的底层善良，会在狂热中变成施暴的勇气。 走到太平湖边时，晨雾渐渐浓了起来。老舍沿着湖岸站了许久，湖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映着他疲惫而绝望的脸。他这辈子写了太多人的悲欢离合，从骆驼祥子的挣扎，到王利发的无奈，每一个人物都带着对底层百姓的悲悯，可他自己的命运，却没能迎来一个哪怕稍微体面的结局。他或许想起了母亲临终前的叮嘱，想起了和冰心、茅盾等友人谈论文学的时光，想起了创作《茶馆》时，为了还原老北京的市井风貌，跑遍全城茶馆的日子——这些温暖的记忆，此刻都成了压垮他的重负。对他这样一位把文格和人格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作家来说，当尊严被彻底践踏、信仰被全盘否定，活着反而成了一种煎熬。 有人说，太平湖离他当年写《龙须沟》的地方不远，那条曾经污水横流的臭水沟，被他写成了新社会的光明象征，可如今，他却选择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其中的悲凉，让每一个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忍不住心痛。老舍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当狂热压倒理性，当批判变成施暴，再伟大的灵魂也难逃厄运。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是要沉溺于悲伤，而是要记住：文学和文人的尊严，永远不该被轻易践踏；尊重不同的声音，守护思想的自由，才是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