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这句话不是随口的豪言，是一位中国科学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用毕生所学许下的生死承诺。汤飞凡不是空谈理论的学者，是踩着泥土、扛着责任的实干家——1897年出生于湖南醴陵的农家，靠着半工半读考入湘雅医学院，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学成时拒绝了国外研究所的高薪挽留，只说了一句“我的祖国需要我”，便带着几箱实验器材回到了战乱中的中国。 1941年的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前线士兵冲锋陷阵，枪伤、刀伤本不算致命，可一旦感染发炎，就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死亡；后方百姓遭遇轰炸、战乱受伤，更是求药无门。有记者记录过这样的场景：长沙会战结束后，野战医院里躺满了伤口化脓的士兵，有的士兵疼得咬碎床单，有的因为败血症高烧不退，最后在绝望中离世。这些消息传到汤飞凡耳中，他连续几夜睡不着觉，实验室的灯光亮到天明。 当时的西方，不仅封锁青霉素技术，连菌种都严格管控，宣称“中国人十年内搞不出青霉素”。汤飞凡不信这个邪，他对李约瑟说的“办法”，就是从零开始，自主研发中国的青霉素。可现实比想象中艰难百倍——他所在的中央防疫处，实验室是租借的破旧民房，设备只有几台老旧的显微镜和培养箱，资金短缺到连酒精、琼脂都要省着用，更别提专业的菌种分离设备。 李约瑟起初也替他担忧，毕竟当时全亚洲都没有自主生产青霉素的先例。汤飞凡却已经行动起来，他带着团队翻遍国内外文献，发现青霉素的菌种其实就藏在自然界中。他们分头行动，到郊外采集土壤、腐烂的水果、甚至是发霉的面包，一点点分离、培养菌种。有一次，团队成员在菜市场的发霉豆腐上发现了疑似菌种，汤飞凡亲自带着样本回到实验室，连续48小时没合眼，反复提纯、培养，最终确认这就是青霉素高产菌种。 菌种有了，生产又成了难题。没有发酵罐，他们就用瓦缸、木桶代替，在民房里搭起简易的发酵车间；没有无菌操作间，他们就用煮沸的石灰水消毒，用纱布蒙住口鼻充当防护；缺乏营养物质，他们就发动员工从家里带来面粉、红糖，甚至跑到乡下收购玉米芯、豆饼，一点点调配培养基。汤飞凡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亲自监测温度、酸碱度，手上沾满了培养基的污渍，衣服上全是消毒水的味道，连吃饭都在实验室门口，扒两口饭就又冲进去。 最危险的是临床试验阶段。青霉素的剂量、纯度都没有标准，一旦出错就可能危及生命。汤飞凡没有让别人冒险，而是瞒着家人，给自己注射了自制的青霉素。注射后不久，他就出现了低烧、皮疹的反应，团队成员都慌了，劝他停止实验，他却摆摆手说：“再观察观察，这些反应能帮我们调整剂量。”直到症状慢慢消退，他才松了口气，立刻记录下数据，调整配方。 1943年，中国第一批自主研发的青霉素终于问世。这批青霉素纯度虽不如西方，但疗效确切，第一时间就被送到了前线。有位在常德会战中受伤的士兵，伤口已经严重化脓，昏迷不醒，医生注射了汤飞凡团队研发的青霉素后，第二天就退烧了，伤口也逐渐愈合。消息传到后方，越来越多的医院前来求药，汤飞凡带领团队日夜赶工，把生产出的青霉素源源不断地送往抗日前线，拯救了数万士兵和百姓的生命。 李约瑟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汤飞凡和他的团队，用瓦缸和木桶，完成了西方用精密设备才能做到的事，这是中国科学家的奇迹。”而汤飞凡却只是淡淡说：“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中国人因为缺药而死去。”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深耕微生物学领域，后来成功分离出沙眼衣原体，为全球沙眼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国际医学界誉为“沙眼衣原体之父”。 可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却在特殊年代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1958年，汤飞凡不堪受辱，含冤离世，年仅61岁。直到多年后，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国际沙眼防治组织为他颁发了荣誉奖章，肯定了他对人类健康事业的卓越贡献。 汤飞凡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家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用知识当武器，用坚持破难关，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为民族撑起了一片希望。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科学家有祖国”的深刻内涵。 如今的我们，生活在科技发达的时代，青霉素早已成为常用药。但我们不该忘记，曾经有一位科学家，在简陋的条件下，用生命和热血，为我们铺就了健康之路。那些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的名字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敬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