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台北马坑刑场。一对来自福建莆田的夫妻，紧紧挽着手走向刑场。丈夫突然轻声对妻子说：“看，家乡木兰溪边的花，该开了。” 枪响，他们同时倒下。丈夫薛介民，国民党空军中校；妻子姚明珠，台北诊所的医生。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潜伏人员。 他们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他为了救国，考入空军，赴美受训；她心怀济世，学医救人，21岁秘密入党。1946年，他们在木兰溪边成婚。两年后，接到秘密任务，一起漂洋过海，潜入台湾。 初到台湾的日子，像走在刀尖上。薛介民穿着笔挺的空军制服，周旋在国民党高官之间，耳朵里装着的是军事部署和兵力调动的情报。姚明珠的诊所开在闹市区，白大褂口袋里总揣着一张写满暗号的纸条，来看病的病人里，有一半是传递消息的同志。两人每天睡前都要确认一遍暗号，生怕哪句话说漏了嘴，哪一个眼神不对，就招来杀身之祸。 诊所是最好的掩护。姚明珠借着看病的由头，把薛介民从空军基地带出来的情报，藏在药包底层，再由交通员送到接头地点。有一次，国民党特务突然查房，薛介民刚把一份空军布防图塞到药柜夹缝里，特务的皮鞋声就响到了门口。姚明珠面不改色地给病人换药，薛介民则坐在一旁看报纸，手指微微发抖，却硬是没露出半点破绽。 那些年的白色恐怖，压得整个台湾喘不过气。特务像疯狗一样四处咬人，抓了不少进步人士，刑讯逼供的手段残忍至极。薛介民和姚明珠不是没怕过，只是每次想起木兰溪边的乡亲，想起入党时举起的拳头，那份恐惧就被压了下去。他们在信里从不写思念，只写“今年收成好”“孩子长得壮”，这些暗号背后，是对家国的无限牵挂。 暴露的那天，是因为一个叛徒的出卖。特务冲进诊所的时候，姚明珠正在给一个受伤的同志包扎，薛介民刚从基地回来，手里还攥着一份最新的机场扩建情报。两人没来得及销毁证据，就被按在了地上。审讯室里，皮鞭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老虎凳压得腿骨咯吱作响，可他们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吐露。特务们气急败坏，把他们关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饿了就给一碗馊饭，渴了就给一口脏水。 走向刑场的那天，阳光刺眼。薛介民和姚明珠的手挽得很紧，手铐磨破了手腕，渗出血珠也不肯松开。薛介民看着天边的云，想起木兰溪边的油菜花，想起结婚那天姚明珠穿着红嫁衣的模样。他轻声说家乡的花该开了，姚明珠笑着点头，眼里却含着泪。他们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可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踏着他们的血迹，回到那片开满鲜花的土地。 枪响的那一刻，没有哀嚎，只有沉默的坚守。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信仰，什么叫家国大义。那些在白色恐怖里苟且偷生的叛徒，那些为了荣华富贵出卖同胞的败类，永远不会懂，有一种力量，能让人直面死亡，也绝不低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信息来源：《台湾潜伏斗争史料汇编》《中共隐蔽战线英烈传》《莆田革命老区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