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挺惨的，退了中共又退托派，最后就剩个文人身份单干。 这惨可不是随口说的，是真真切切的孤苦，更是骨子里的执拗熬出来的难。没人晓得，他退托派压根不是意气用事。当年大革命失败，他顶着右倾错误的骂名被开除党籍，满心苦闷找不到出路，恰逢接触到托派理论，觉得对方对革命失败的反思戳中了自己，便一头扎了进去。可没成想，托派内部派系林立，天天忙着争权夺利，压根没心思琢磨救国出路，他这暴脾气哪里忍得了，看不惯那些蝇营狗苟的算计，干脆一拍两散彻底退出。这一退，彻底断了所有政治依托，从前是建党元勋、党的领袖，如今成了无党无派的孤家寡人，身边连个能说几句知心话的同道都难找。 他这辈子就没服过软，哪怕跌到谷底，脊梁骨也挺得笔直。1937年出狱那会儿，蒋介石瞅着他还有影响力，赶紧派人拉拢，又是许劳动部长的高官，又是给10万块经费让他组新党，摆明了想拿他当招牌。换旁人早接住这橄榄枝了，陈独秀偏不，当场就怼回去，说蒋介石杀了他两个儿子延年、乔年，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如今国难当头不跟他计较就不错了，想让他俯首帖耳，做梦！后来胡适好心帮他联系美国图书公司，邀他去国外写自传安度晚年，他还是拒了，只说自己年过半百，身子骨经不起折腾，更不想客死他乡，哪怕在国内吃苦，也是守着自己的故土。 辗转到重庆江津定居，算是他晚年最后的落脚地。外头看着好像不算太差，北大同学会念着旧情，每月固定寄300块生活费，还有朋友门生时不时接济，写文章、题匾额能换些稿费润笔，教育部编译馆更是预付了2万块稿费，让他写《小学识字教本》，这笔钱在当年可是妥妥的巨款。可谁能想到，这位曾经的大人物，到最后会窘迫到让妻子潘兰珍当掉友人送的银鼠皮袍，换钱买米抓药。 这穷可不是真没进项，全是他的倔脾气闹的。那本《小学识字教本》，他耗了好几年心血，字字句句都打磨再三，教育部门的陈立夫却嫌“小学”二字不合时宜，逼着他改名才肯出版。陈独秀犟劲上来了，说从汉代起语言文字之学就叫小学，章太炎想改都嫌麻烦，凭啥要迁就旁人？愣是不肯松口，最后干脆放话，这书不出也罢，稿费一分不少退回去。那2万稿费早被他填进日常开销，没办法，只能把朋友接济的钱一笔笔扣出来还，日子可不就过得捉襟见肘。 哪怕过得这般艰难，他的骨气半点没丢。曾经的下属叛变后，想着接济他讨好他，寄来200大洋，他一看汇款人名字，当即让邮差原封退回，半分便宜都不占。国民党高官朱家骅送5000块支票，托人辗转送来，他连信封都没拆，直接寄回去，还附了句话，说无功不受禄，以后别再做这些无用功。有人说他傻，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苦熬，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辈子搞革命、做学问，求的就是个堂堂正正，半点苟且都容不得。 晚年的他高血压缠身，头晕目眩是家常便饭，没钱请好医生，就自己琢磨偏方，用蚕豆花泡水喝。1942年的春天，他泡的蚕豆花放久了发了酵，喝下去直接中毒昏迷，身边连个像样的看护都没有，等友人赶来看时，早已回天乏术。临终前，他还攥着没改完的书稿，嘴里念叨着字词的注解，到死都没放下文人的本分。 世人说起陈独秀，总爱揪着他的错误不放，说他犯了右倾错误，说他误入托派，却忘了他也曾是振臂一呼的新文化旗手，是点燃思想火炬的先行者，是亲手缔造中共的元勋。他晚年的惨，惨的不是衣食无着，是满腔救国热忱无处安放，是一生求索却始终不被理解，是明明心怀家国，却只能以一介文人身份，在穷乡僻壤里笔耕不辍。 他这一辈子，成也执拗，败也执拗。执拗让他敢开天辟地搞新文化运动，敢挺身而出建共产党；也让他不肯低头认错，不肯随波逐流，最终落得孤身一人的下场。可哪怕到了最后，他也没丢了骨子里的气节，没忘了当初喊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份坚守，远比一时的荣辱得失更值得让人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