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建立时期，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主导设计了国徽和设计建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刚接到邀请的梁思成捏着铅笔站在桌前，指尖划过一张画着黄河横贯旗面的设计稿，纸上朱砂色的线条被汗水洇出模糊的晕圈。 作为新政协第六小组特邀的建筑专家，他没想到看似简单的国旗设计会牵动这么多人的神经。 工作人员递来的登记表上，国旗方案编号已经排到了1920号。 有农民画家用麦浪缠绕五角星，也有学生把齿轮画成了钟表的形状。 梁思成在笔记本上画下三个圈，分别标注象征意义视觉平衡历史延续，笔尖在黄河杠方案上停顿那条贯穿旗面的黄线让整个设计显得割裂，就像硬生生把完整的国土劈开一道缝隙。 中南海的座谈会开到深夜，毛泽东手里转着铅笔听各方意见。 当提到五星红旗方案时，梁思成忍不住开口：四颗小星围绕大星，既像众星捧月，又暗含四万万同胞团结在党的周围。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响，下意识看向周恩来，却发现总理正点头记录。 后来女儿梁再冰在回忆录里写，父亲那晚回家时衬衫湿透，却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修剪院里的石榴树。 国徽设计的会议室里总飘着松烟墨的香气。 林徽因把唐代宝相花图案拓在硫酸纸上，梁思成用圆规量着齿轮的齿距，两人的铅笔尖在图纸中央的五星位置轻轻碰撞。 当中央美院团队拿出天安门城楼图案时，梁思成轻轻摇头：国徽不是风景画，要的是五千年文明的浓缩，不是某个具体建筑的复刻。 他指着桌角的青铜器说，饕餮纹的对称美里就藏着中国人的秩序观。 1950年国庆节前，清华大学设计团队把最后一版国徽石膏模型搬进政协礼堂。 林徽因特意在嘉禾穗的弧度上做了微调，让麦芒的线条更接近敦煌壁画里的飞天飘带。 梁思成站在模型前凝视了很久，忽然转身对助手说：加上那圈绶带吧，红底黄纹，就像老北京城门上挂的绸缎灯笼。 后来这圈绶带成了各国国徽中独有的中国元素，柔和了齿轮的工业冷感。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那天，梁思成蹲在奠基石旁比划尺寸。 他从西装内袋掏出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林徽因用毛笔写的浮雕高度1.5米，墨迹边缘已经起了毛边。 当第一捧混凝土浇筑下去时，他忽然想起三年前在选阅室里看到的那些稚嫩画稿，此刻都化作了纪念碑基座上永不褪色的浮雕。 这种把文人风骨刻进国家符号的本事，或许就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