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群野人拦住解放军，领头乞丐拿出一张发黄的纸，连长看后当场泪崩：你们竟然还活着？ 这群“野人”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失散的战士。领头的是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脸上沟壑纵横，头发胡子缠成一团，身上的衣服破得像麻布片，可他眼神清亮，脊梁骨挺得笔直。连长王振山认得那张纸——是1934年红军某部在贵州山区留下的联络凭证，上面印着模糊的红星和几行褪色的毛笔字，写着“若有同志幸存，持此证归队”。 王振山是1933年参军的陕北娃，打过直罗镇战役，跟着大部队走完长征最苦的路段。他记得1934年底，部队在贵州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为掩护主力转移，一支三十多人的小分队被冲散，电台损毁，从此杳无音信。当时他所在的连队负责收容伤员，亲眼见过几个浑身是血的战士被担架抬着，嘴里念叨着“去找大部队”，可后来战事吃紧，这支小分队就像被山风卷走的沙粒，再没人提起。 那天在川南山区，王振山的连队正沿着山路急行军，准备解放一座被土匪盘踞的县城。忽然前方的树林里传来窸窣声，警戒哨拉动枪栓，却见十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影踉跄着走出来。他们赤着脚，脚底板结着厚厚的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手里拿着削尖的竹棍当武器，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这是长期野外生存养成的戒备本能。王振山正要下令控制局面，领头那人突然扑通跪下，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层层打开后，露出那张泛黄的联络证。 “王连长……我是三班副赵大柱啊！”男人的声音沙哑得像磨过粗砂纸。王振山一把抢过纸，指腹摩挲着红星印记，脑子嗡的一声——赵大柱他记得，长征时是个二十岁的壮实小伙，总抢着背伤员，有回为了给战友摘野果，从山坡上滚下来磕破了头。可眼前这人，哪还有半分当年的模样？他抖着嗓子问：“你们……这些年怎么过的？” 赵大柱咧嘴笑了，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跟野人没两样。刚散那会儿，我们躲进深山，国民党搜山队追得紧，只能在悬崖缝里搭窝棚。后来粮食吃光了，就挖野菜、剥树皮，冬天冻得睡不着，就抱在一起取暖。有弟兄熬不住，偷偷下山找吃的，被民团抓去打死；还有人得了疟疾，没药，硬撑着走了……”他掰着手指头数，“三十二个人出来，活下来十七个，去年老班长也走了，埋在鹰嘴崖下。” 王振山喉咙发紧。他想起1935年过草地时，连队断粮三天，炊事班长把最后一把青稞面分给伤员，自己活活饿死。眼前的赵大柱们，何尝不是把长征精神在绝境里又熬了一遍？“为什么不早点联系部队？”他问。赵大柱叹了口气：“山里没个准信，国民党说红军早被灭了，我们也不敢随便露面。前几天听到山外有队伍喊‘解放’，才敢出来试试……” 连队战士们围过来，有的递水，有的想帮忙拍打他们身上的尘土，却被躲开——这些“野人”太久没接触人群，见人就怕。卫生员想给他们检查伤口，赵大柱撸起袖子，胳膊上全是深浅不一的疤痕，有的是野兽抓的，有的是树枝划的，还有几处溃烂的伤口正渗着脓水。“习惯了，”他满不在乎地说，“在山里，疼比饿好忍。” 当晚，连队在林子里燃起篝火，煮了锅稀粥。赵大柱捧着碗，手直抖，粥洒在胸口也舍不得擦。王振山坐在他对面，听他讲这些年的经历：如何在暴雨夜靠啃蘑菇充饥，如何用竹筒接山泉喝，如何靠辨认星象辨别方向……说到动情处，这个在国民党搜山队面前都没掉过泪的汉子，突然红了眼眶：“我们就想看看，红旗到底能不能插遍全中国。” 第二天，王振山向上级报告了情况。上级指示：立即安排医疗队为他们检查身体，换洗衣物，补发津贴，符合条件的办理归队手续。当医生剪开赵大柱的裤脚，发现他脚底板的老茧厚得像块铁板，用刀刮都费劲——那是十几年赤脚走在碎石路上的印记。护士给他涂药膏时，他疼得龇牙咧嘴，却咬着牙说：“这点疼，比当年在雪山上冻掉脚趾头强多了。” 后来，赵大柱和幸存的战友们被编入地方武装工作队，参与了川南剿匪和土地改革。有人问他们后不后悔当年没跟上大部队，赵大柱总是摇头：“后悔啥？我们活着，就是给牺牲的弟兄们作证——红军没散，信仰没散。”王振山后来调去军校任教，每次讲到长征，都会拿出那张泛黄的联络证：“什么叫革命到底？这就是。哪怕变成野人，心里那团火也没灭。” 这张联络证，如今静静躺在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它见证的不仅是一支小分队的生死守望，更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与人民血脉相连的证明——只要还有一个战士活着，红旗就不会倒；只要信念还在，再荒的山也能走出一条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