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败后，一位女汉奸罪被判处死刑。可是，就在枪决前，女汉奸突然从衣服里拿出一张纸，法官看后竟然将女汉奸无罪释放。 行刑命令已经签发，时间地点都已确定。负责看守的宪兵记得很清楚，这名女子站在走廊里，神情出奇地平静。名字写在案卷上：李香兰。 这个名字在当年的中国并不陌生，很多人听过歌，也看过电影，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层掩护。 案件并非仓促定罪。早在1945年9月，南京方面就已开始清理战时通敌人员档案。李香兰被列入重点名单，并非因为普通演出经历，而是因为其在日军主导的宣传体系中占据了极特殊的位置。 负责审查材料的检察官曾在内部会议中直言，此案社会影响极大，处理必须慎重。 庭审过程中，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李香兰确实在侵华战争期间参与了多部由日方控制的影片拍摄。这些影片由“满洲映画协会”制作，该机构直接受日本陆军省与关东军宣传部门监管。 档案显示，1939年至1943年间，李香兰出演的多部作品均被用于对占领区民众的心理宣传。 但案件真正复杂之处，在李香兰的身份来源。 翻查户籍资料可以发现，李香兰并非中国籍艺人。李香兰的本名为山口淑子，1920年出生于日本佐贺县。父亲山口文雄长期在中国东北任职，通晓汉语。 因工作关系，全家在奉天、抚顺等地生活多年。 1932年后，为了在复杂环境中行事方便，山口文雄通过中国友人李际春，将女儿登记为义女，使用中文姓名活动。 这一身份安排，在战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方面正是看中这一点，才将李香兰推向银幕。相关日方资料记载，日军希望借助“会中文、像中国人”的演员，削弱侵略的直接痕迹。 李香兰多次拒绝出演明显带有战争粉饰意味的内容，但在宪兵队压力下，最终仍被迫配合。 1940年冬，李香兰曾被单独约谈。 记录中写明，若拒绝继续合作，其父母的人身安全无法保证。这一段经历，后来在日本出版的回忆录中亦有提及。 审判当天，法庭气氛紧张。控辩双方围绕“行为责任”展开激烈争论。直到临刑前，李香兰提出最后请求，出示日本户籍誊本及外务省相关证明。 经核验，文件真实有效。根据当时适用的国际法原则，战败国国民的战争责任，原则上应交由本国或国际军事法庭处理，中国方面并无最终审判权。 这一刻，判决被迫中止。 一位参与案件处理的法官在事后回忆中写道，法律并不总是情绪的出口，但必须成为秩序的底线。正如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正义若失去边界，便会变成另一种伤害。” 随后，李香兰被引渡日本，终身禁止入境中国。案件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但程序并未被推翻。 回到日本后，山口淑子并未立即回到舞台。数年间，山口淑子反复接受调查，并在媒体中逐步讲述战争期间的真实处境。 进入1970年代后，山口淑子当选日本参议院议员，公开参与亚洲事务讨论。1986年，山口淑子在国会发言中明确表示，日本必须承认侵略历史，这一发言当年被《朝日新闻》全文刊登。 关于李香兰的评价，至今仍有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