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12年洞房之夜，郭沫若见发妻太丑，拒绝和她接触。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发妻拉住他苦苦哀求：给我个娃吧！郭沫若瞟了新娘一眼，依旧转身离开。 那一声“给我个娃吧”，在1912年的那个洞房花烛夜里，与其说是一句求爱，不如说是一声求救，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张琼华正死死拉着新婚丈夫的衣角。 她明白，如果没有子嗣傍身，在那样一个还在守着旧历法、拜着老祖宗的深宅大院里，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女人意味着什么——那是活守寡，是以后几十年里抬不起头的卑微。 站在她对面的郭沫若，此时也不过才19岁，他的眼里没有眼前的发妻，只有愤怒，他愤怒父母所谓的“新式女子”成了一个谎言，眼前这个有着三寸金莲、面容普通的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不仅不是他幻想中的那个人，更是封建制度对他这个人身自由最大的嘲弄。 他那个转身走得极其决绝。 哪怕身后的女人苦苦哀求，哪怕那句“给我个娃”卑微到了尘埃里，他也只是冷漠地瞟了一眼，那一眼里或许有一丝对这个女人命运的怜悯，但更多的是一种要与其划清界限的决绝。 五天，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五天。 这位满脑子自由思想的新青年就离家出走了，他留下了一封信，信里满篇都是叮嘱要“孝敬公婆”，却唯独没有给这个刚刚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留下只言片语，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曾在笔下流露。 这一走，两个人的世界便彻底割裂成了两半。 墙外，郭沫若的世界精彩纷呈，他远渡日本，追求新学，拥抱革命，也在异国他乡遇到了他理想中的爱情，先后又结了两次婚，生下了11个孩子，在文坛和政界叱咤风云。 墙内，张琼华的世界成了灰白，她守着那个当初郭沫若只待了五天的房间，真的像那封信里要求的一样，替那个逃跑的丈夫尽了所有的孝道，公婆病重，是她端屎端尿；家里操持，是她忙前忙后。 在这漫长的六十八年里，支撑她活下去的，大概就是那一点点极其微薄的“名分”。 她甚至开始试图理解那个看不上她的丈夫，一个原本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开始艰难地学习认字，她偷偷翻看郭沫若留下的书籍，即使看不太懂，也试图从字里行间去触摸那个早已飞远的男人的灵魂。 可是，单向的奔赴注定是一场悲剧。 1939年，因为父亲病重，离家多年的郭沫若带着第三任妻子于立群回到了老家，这原本是张琼华盼了大半辈子的一次重逢，现实却给了她更深的一刀。 没有撕心裂肺的争吵，也没有大婆打小三的狗血戏码，看着那个怀孕的年轻女人，张琼华默默地把原本属于女主人的主卧让了出来，自己搬到了偏房去住，在这个家里，她甚至不像是个妻子，更像是个兢兢业业多年的老妈子。 面对张琼华这几十年的操持，郭沫若并非毫无触动，在得知她悉心照料双亲送终之后，他对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但也仅仅只是一个鞠躬而已，这一躬，是为了感谢她替自己尽了“孝”，却绝不是因为“爱”，在他眼里，她是旧道德的模范，却唯独不是他的爱人，办完丧事，他再次带着妻儿离开，留给张琼华的，依旧是那个空荡荡的家。 这种“觉醒”与“坚守”的错位，残忍得令人窒息。 如果说那个时代的男性觉醒，是以牺牲掉一个旧式女人的幸福为代价，那这代价未免太过沉重。有人说郭沫若冷血，有人说这是包办婚姻的必然恶果，但张琼华作为这巨大变革车轮下的一粒尘埃，承受的痛楚却是实实在在的肉体凡胎之痛。 她这辈子，哪怕有一刻真正被当作“家人”吗？ 1963年，已经年过七旬的张琼华，做出了这辈子最勇敢的一次决定，她一个人坐火车辗转到了北京，想再去看看她的“丈夫”。 那是怎样的长途跋涉，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到了北京的深宅大院门口，她甚至没能跨进那道门，郭沫若并没有见她，只是让秘书传了一句话，大意是如果生活有困难，可以给予经济补助。 几张冷冰冰的汇款单，几封从来只写着“父亲大人”或者“公婆收”的家书，这就是她一生的全部念想，她两手空空地回了四川，回到了那个禁锢了她一生的牢笼。 命运甚至连最后一点温情都吝啬给予，直到郭沫若去世一年后的1979年，于立群带着女儿再次来到四川老家。 当那个小女孩怯生生地喊了她一声“妈妈”时，这位在这个宅子里熬白了头的老人，瞬间泪如雨下，这一声“妈妈”她等了整整68年，却是从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嘴里喊出来的。 1980年，张琼华孤零零地走了。 清理遗物时，人们发现她的世界简单得令人心碎：只有那张半遮面的旧婚照，和那一叠小心保存的、原本可以换来更好生活的汇款单——她几乎没怎么舍得花。 这段婚姻始于一句被无视的“给我个娃吧”，终于现实的苍凉，与其说她嫁给了郭沫若，不如说她嫁给了“郭家媳妇”这个虚无的牌位。 那个男人冲破牢笼去拥抱新世界了，而她，作为那个旧世界的“守门人”，独自站在废墟里，用一生的沉默和服从，填补了新旧时代中的空缺。 封面新闻——郭沫若和张琼华，谁才是旧礼制的牺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