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92年7月18日中午12时15分，天津海河两岸的船只齐声拉响汽笛，送别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哀乐声中，人们将她的骨灰撒入河流，那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妻子——邓颖超。邓颖超临终前艰难吐出最后两个字：“李鹏” 1939年的成都，日本兵扔的炸弹把房子震得直晃，一个满脸是血的11岁男孩从床上摔下来，就在惊恐还没来得及转化成哭声时，一双温暖却不算有力的手死死护住了他，那个拼命护住孩子的女人就是邓颖超，而这个有着一双惊恐眼睛的孩子，就是李鹏。 这份缘分的重量，其实远比当时那一个拥抱要沉重得多，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早在1931年就在海南被杀害了，那位烈士父亲临死前甚至不许妻子去收尸，绝笔信里只有决绝的命令：“千万别来，带好孩子。” 邓颖超为了接这双孤儿寡母，是把自己乔装成农妇才穿过了重重封锁线，可当她好不容易把孩子带到安全地带，周恩来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却是劈头盖脸的责备——不是怪她涉险，而是怪她为了掩护，曾短暂地把孩子留在外婆家，“那么小的孩子，你怎么放得下心？” 周恩来夫妇为之所以在意这个烈士遗孤，主要还是二人没孩子的缘故，年轻时的邓颖超因为太想投身革命工作，瞒着周恩来喝中药打掉了第一胎，那也是一向儒雅的周恩来罕见发火的时候，他那句“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不是私有财产”犹在耳畔，命运却在两年后开了个最恶毒的玩笑。 1927年她在上海分娩，因为胎儿过大难产三天三夜，为了保住大人，德国医生用产钳夹碎了那个重达八斤的男婴，这场惨剧不仅带走了一个生命，也永久带走了邓颖超再次怀孕的可能。 正因为自己的摇篮永远空了，他们把那份无处安放的父母之爱，连同对牺牲战友的责任，一股脑地浇灌在了像李鹏这样的烈士后代身上，但这种爱，绝不是寻常人家的“含在嘴里怕化了”。 在曾家岩50号那个危机四伏的家里，邓颖超给李鹏的是一种“铁血母爱”，冬夜生病，她端来的是苦涩的草药；吃饭分菜，那是半点规矩都不能乱。 相比之下，周恩来倒是偶尔会“犯规”，偷偷把自己的炒鸡蛋拨给正是长身体的孩子，结果往往还要挨邓颖超的“批评”。 后来李鹏去延安，又去苏联留学，临行前邓颖超没有眼泪婆娑的嘱咐，只是送了一副自己缝的护膝和一张让人心惊肉跳的纸条，上面写着让他要像父亲一样，“把骨头渣子都献给革命”。 这种近乎严苛的教育，甚至在李鹏1983年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都没有停止，当那个快80岁的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走进李鹏家门时，没有带来鲜花和掌声，而是劈头盖脸的一句二十七字警句，核心就一条：别因为官大了就脱离老百姓，要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在她眼里，无论孩子多大、官多大，那份对人民的敬畏心决不能丢，就在她去世前不久，哪怕身体被病痛折磨，她念叨的依然是老百姓家里的电灯够不够亮。 这份毫无保留的爱，贯彻了生与死，邓颖超的后事处理，简直“吝啬”到了极点，她的遗体火化时，穿的不是什么绫罗绸缎，而是周恩来生前穿过的一套旧西装，而盛放她骨灰的那个盒子，竟然也是周恩来当年用过的那个。 那个盒子自从1976年周恩来骨灰撒入江河后，就被工作人员赵炜珍重地收了起来，哪怕过了16年，擦一擦、晒一晒，依然光洁如新。 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活法：东西要物尽其用，生命要毫无保留，一个骨灰盒装过丈夫，又装妻子；一套旧西装，生者留着念想，死时穿着离去，他们在人世间没有任何私产，唯一的“财产”，或许就是这份早已超越了血缘的亲情和那份沉甸甸的家国大义。 当海河的水波最终接纳了邓颖超的骨灰，那个关于爱、牺牲与传承的故事，也就永远地融进了这片他们深爱了一生的土地里。 （信源：网信静海——「文物·背后」讲述“新海门”号与邓颖超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