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女子跟着继父长大，后来出嫁，继父失去劳动能力，便步行到女子家，想和女子一起生活，女子丈夫拒绝。为了感谢继父的养育之恩，女子离婚回家照顾继父。 数十里土路，全凭双脚一步步丈量踏过。 那个清晨，山东的天还没大亮，一位老人就拄着那根不知用了多久的拐棍出了门。等到晌午站在继女家门口时，老人的裤管全是干硬的泥点子，脚底下那双老布鞋早就磨破了洞，露出了血泡。他弯着早就直不起来的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手里攒着那个装得干干净净的破布兜，见着赵喜花的第一句话是颤巍巍的：“闺女，爹老了，地里的活干不动了，就想离你近点，哪怕那是看着你也成。” 可这卑微到尘埃里的请求，在赵喜花的丈夫眼里，却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男人把着门框，脸冷得像块铁，旁边站着的婆婆也帮腔，话说得虽然没带脏字，却刀刀扎心：一不是亲爹，二没有血缘，凭什么要接回来养老？这是个无底洞，家里没这个闲钱更没这份义务。丈夫甚至甩出了一句狠话：要这老头进门，这日子就别过了。 那天晚上，赵喜花坐在床沿，听着外屋丈夫轻微的鼾声，脑子里却全是继父那双磨烂的鞋。丈夫也许算准了，在这过日子的安稳和一摊子烂摊子之间，是个正常人都会选前者。但他算错了账，他没看见过那个曾在这世上为赵喜花拼过命的“父亲”。 赵喜花这辈子，命是母亲给的，但这个家是继父给撑起来的。她甚至都没见过亲生父亲的样子，不到一岁时生父意外离世，母亲带着她改嫁过来。继父这辈子没结过婚，原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突然接手这对孤儿寡母，却把所有的心血都掏了出来。生母早逝，家徒四壁，继父一人扛起父母双责。 在赵喜花的记忆碎片里，有些画面哪怕过了一辈子也褪不了色。 小时候大冬天怕她那双小脚冻坏了，继父每晚是用滚烫的胸口给暖热的；夏天怕蚊子叮，那把破蒲扇能在床头摇整整一夜。有一回她发着高烧，继父鞋都跑丢了，满村求医生，把自己都不舍得吃的一口肉全夹到她碗里。 特别是那年她想学自行车，家里哪买得起？继父不声不响找来废木头，硬是凭着手艺攒了一架木头车子。她在田埂上歪歪扭扭地骑，继父就在后面扶着跟着跑，半个月下来，她的车技练出来了，继父的胳膊酸得连碗都端不起来，脸上却笑得比谁都得意。 她考上县城高中时，几千块学费对这个家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继父什么也没说，转身就去了镇上的砖窑厂。那里是卖力气的地方，白天连着黑夜干，硬是靠着那一车车砖头把学费凑齐了。送她去学校时，继父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偷偷塞过来五十块钱，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别省着吃。 这桩桩件件，哪一样不比那点稀薄的血缘重？ 那个把唯一的蓝布衫留到她出嫁那天穿的老人，那个曾在婚礼上偷偷抹泪嘱咐新郎“好好待她”的老人，如今背驼了，腰弯了，成了别人眼里的累赘，却依然是赵喜花心里唯一的山。 天一亮，赵喜花的心就定下来了。她平静地告诉丈夫：要是容不下这个爹，这婚就离了吧。没有争吵，没有歇斯底里，她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牵起继父那双枯树皮一样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安稳”的家。 回到了乡下破旧的老屋，日子是一眼望得到的清贫，可赵喜花心里踏实。她接了一些手工活，在村里做些缝缝补补的零碎工，虽然赚得不多，但足够爷俩糊口。继父上了岁数行动不便，还经常这疼那痒，她就像当年继父照顾小时候的她一样，反哺着这份恩情。 每天天刚蒙蒙亮，她就起身忙活，变着花样给老人做饭，还要定时帮老人擦洗身子、按摩手脚，生怕肌肉萎缩了。村里人有时候看着心疼，尤其是那次继父夜里突发高烧，外面下着暴雨，赵喜花硬是背着老人往返三公里去找村医，等到退烧时，她浑身上下没一处干的地方，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那个前夫，或许至今都在纳闷，为了个没血缘的老头子把好好的家拆了，这女人是不是傻？这笔账，本就不能这么算。在山东这片土地上，像赵喜花这样的人不少，他们信奉着最朴素的道理：羊羔跪乳，乌鸦反哺。良心这东西，要是丢了，日子过得再富贵也是虚的。 现在，天气好的时候，赵喜花总会推着继父在村头散步，阳光洒在两人身上。曾被丈夫嫌作累赘的她，如今将生活过得干净利落、舒心自在。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总是摇头笑笑。毕竟，婚姻没了可以再找，但那个把你从小护到大、为了你能在砖窑厂拼命的爹，这辈子就只有一个。 血缘划定来路，恩情却定义了我们本身。那个选择把门关上的前夫，不仅失去了一个妻子，更丢掉了做人最宝贵的一份情义。赵喜花以婚姻散场为代价，守住做人底线，这般取舍，太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