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婆婆六十多了，还想找老伴，我真替她害臊。公公走了快十年，这十年她一直在我们家带

我婆婆六十多了，还想找老伴，我真替她害臊。公公走了快十年，这十年她一直在我们家带孩子，现在儿子上学了，她平时也就接接孩子、做个晚饭，其他时间确实闲得慌。那天我去阳台收衣服，听见婆婆在客厅打电话，声音压得低低的，却带着点我从没听过的雀跃。“……那公园的牡丹开得正好，明天一起去看看？” 我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晾衣杆“哐当”一声倒了。婆婆赶紧挂了电话，转过身时，脸通红，像个被抓包的小姑娘。 婆婆六十多了，在我们家待了快十年。 十年前公公走的时候，儿子刚满月，她揣着几件旧衣裳从老家来，说“我帮你们带孩子”，一住就到现在。 现在儿子上小学，她每天早上送完孩子，回来擦桌子、拖地板，中午给自己煮碗面条，下午四点半准时去校门口等着，晚上做三菜一汤，等我们下班——日子像个上了发条的钟，滴答滴答，围着这个家转。 我总觉得她就该是这样的：头发花白了就随便挽个髻，衣服是洗得发白的旧T恤，手里不是拿着抹布就是菜篮子，偶尔坐在沙发上打盹，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 那天我去阳台收衣服，刚走到客厅门口，听见沙发那边传来婆婆的声音。 不是平时喊“小宝吃饭了”的清亮，也不是跟邻居聊天的热络，是压着嗓子，像怕惊动什么似的，尾音却偷偷往上翘，带着点我从没听过的、软乎乎的雀跃：“……解放公园的牡丹开得正好呢，粉的白的都有，明天上午九点，我在南门等你？” 我手里的湿衣服“啪嗒”掉在地上，水珠溅到脚背，凉飕飕的。晾衣杆没抓稳，“哐当”一声砸在瓷砖上，在安静的客厅里像放了个炮仗。 沙发那边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转过身时，婆婆已经站起来了，背对着我，肩膀有点抖。她慢慢转过来，脸通红，从脸颊一直红到耳根，眼睛里却亮得很，像落了星星，又像做错事的小姑娘，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捏着衣角搓来搓去：“我……我是跟老张婶打电话，她说明天公园有花展……” 我没说话，弯腰去捡地上的衣服。晾衣杆还躺在那儿，杆头的塑料套磨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金属，是前年儿子调皮摔的，婆婆当时念叨了好几句“小心扎手”，后来却一直没换。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她今年六十六，不是六十八，也不是七十——她还没老到只能守着回忆过活。 十年前她来的时候，箱子底下压着件蓝底白花的连衣裙，是公公追她时送的，她说“带过来给小宝当尿布衬里”，后来却一直压在衣柜最底层，再没拿出来过。 我以前总觉得，公公走了，她就该安安静静守着这个家，守着孙子，像老家祠堂里的牌位，端端正正，不能有“别的心思”——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一起看花”？多让人笑话。 可刚才她声音里的雀跃，像被风吹起的窗帘，突然让我看见窗帘后面的东西：是无数个我们睡熟后的夜晚，她坐在沙发上对着公公的照片发呆；是孩子上学后空荡荡的客厅，她对着空气说“今天天气真好”，却没人应；是她偷偷抹眼泪时，用的还是公公在世时给她买的那包手帕纸，纸都发黄了，她还舍不得扔。 我把衣服塞进洗衣篮，没去捡晾衣杆，轻轻退到阳台门口。 “妈，”我听见自己说，“明天上午我送小宝去兴趣班，顺道送你去公园南门吧，那边停车不好找。” 婆婆愣住了，眼睛里的星星突然掉下来，变成了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滚。她赶紧用手背抹了一把，笑出声来，声音有点哑：“不用不用，我自己坐公交就行，方便。” 我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厨房。她那个旧搪瓷杯还放在灶台上，里面的菊花茶凉透了，杯沿的小缺口对着我，像在笑。 第二天早上我去阳台晾衣服，看见婆婆站在镜子前梳头发。她把鬓角的白发用个小发卡别住，是珍珠色的，边缘有点磨损，是她年轻时最喜欢的那个，公公说“像戴了串小珍珠”。 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她肩膀上，暖烘烘的。她对着镜子笑了笑，嘴角的皱纹里都盛着光。 原来她从来不是“我婆婆”这个标签，她先是赵兰，是那个爱穿碎花裙、爱逛公园、会为了一朵花开而雀跃的赵兰，然后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谁的奶奶。 晾衣杆还靠在阳台墙角，我走过去，把它扶起来，轻轻靠在栏杆上。 以后，这个家的发条，该松一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