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制造业向外国搬迁，而不向中西部搬迁？ 简单来说，除了广西和四川，其他西部省份的制造业企业，自己都在琢磨怎么往沿海或者长江流域搬呢！ 2025 年的制造业迁徙版图里，企业的选择愈发理性。 沿海劳动力成本仍在攀升，深圳电子厂一线工人月薪已达 7000 元，叠加社保成本后，人力支出占比超总成本 25%。 但企业宁愿承受这份压力，或远赴东南亚、中东，也不愿扎根多数西部省份，背后是多重现实困境的叠加。 外部环境的变化，让国外市场的吸引力出现新变数。 4 月美国对东南亚四国光伏产品终裁，反补贴税最高达 3403.96%，直接导致越南光伏组件开工率从 85% 跌至 52%。 即便如此，江苏一家光伏企业仍未回流中西部，而是将产能转向印尼，只因当地能享受 20 年先锋行业税收优惠。 物流基建的差距依旧是硬伤，且短期内难以缩小。 广西贵港的电动车企业正受益于平陆运河建设，今年前 9 月运河已完成 170 亿元投资，航道基本成型，500 万辆电动车经水路出口东盟，物流成本较 2023 年再降 8%。 可甘肃一家农机厂想出口中亚，货物从兰州运到霍尔果斯口岸需 5 天，运费占货值 12%，比越南胡志明市到海防港的成本高出近两倍。 四川的物流优势持续扩大，成都国际铁路港今年已开行中欧班列 4100 列，带动全省物流成本占 GDP 比重降至 12.1%。 但这样的条件难以复制，宁夏某电子代工厂尝试通过中欧班列运输产品，却因本地无货物集结点，空返率达 40%，最终只能放弃。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 重庆一家智能终端厂今年扩招 200 人，明确要求掌握 SMT 设备操作技能，最终仅招到 37 人，技术工人缺口达 80%。 当地职校虽紧急开设实训班，但培养周期需 6 个月，远不及企业 “即招即用” 的需求。 东南亚的人力优势也在减弱，越南胡志明市工人月薪已涨至 2800 元，较 2023 年提高 30%。 但企业仍愿意前往，关键在于当地 15-35 岁人口占比 55%，劳动力供给稳定，且简单组装岗位的培训周期仅需 2 周。 营商环境的细节差距，藏在审批流程的效率里。 四川实现企业开办 “1 天办结”，政务服务环节压缩 71%，这也是赛力斯、长安汽车等车企扎根西部的重要原因，两家企业今年市值分别达 2613 亿元、1261 亿元。 可云南一家五金厂办理环评审批，跑了 5 个部门耗时半年，最终迁至佛山，一周就完成所有手续，生产效率提升 40%。 政策稳定性的影响更具决定性。 泰国将中小企业税收豁免期从 3 年延长至 5 年，比亚迪 50 亿美元的新能源工厂已在罗勇府投产，周边聚集了 12 家核心零部件供应商。 而西部某省曾承诺给电子企业 3 年税收返还，换领导后政策骤停，企业前期投入的 2 亿元设备款无法兑现补贴，最终黯然撤离。 贵港的电动车产业集群已形成规模，17 家整车厂带动 100 多家零部件企业入驻，本地配套率达 85%，一辆电动车的生产周期从 15 天缩短至 7 天。 贵州想发展电子电路产业，却连 PCB 基材供应商都没有，企业从深圳调货需 3 天，物流延误导致订单交付率仅 60%。 越南凭借 RCEP 和 CPTPP 成员国身份，对欧盟出口纺织品可免 12% 关税，即便美国加征关税，综合成本仍比中西部低 18%。 广西虽沾东盟地缘优势，电动车出口增长 52.6%，但其他西部省份无此条件，产品出口需经多个港口中转，成本增加 10%-15%。 外国市场的短板也在显现，印尼工厂月均停电 3-5 次，越南盾今年贬值至 1 美元兑 25500，推高进口零件成本。 但企业算的是综合账，马来西亚给半导体企业 5% 的区域总部税率，英特尔在此设厂后，年节省税费超 3000 万美元，足以覆盖基建短板。 少数西部省份的突围，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四川通过 “政银合作” 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成都银行今年给制造业放贷超 200 亿元，助力新易盛等科技企业市值突破 370 亿元。 广西则聚焦产业链招商，为电动车企业引进电池、电机供应商，形成 “落地即配套” 的格局。 2025 年的制造业迁徙逻辑已然清晰：企业既要看短期成本，更要算长期账。 中西部若不能补上物流、人才、产业链的短板，即便沿海成本再高，企业也宁愿在国外市场寻找机会，而非扎根西部。 毕竟制造业的核心诉求从未改变：找到能稳定盈利、持续发展的土壤。 这种选择无关偏好，而是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 中西部要留住企业，需像广西、四川那样精准补短板，而非仅靠土地优惠。 唯有构建起全链条的发展环境，才能真正吸引制造业扎根生长。 信源：为什么制造业向外国搬迁,而不向中西部搬迁?-李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