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一位82岁的老奶奶来到重庆白公馆，她走到一张男子的照片下，突然，停下脚步，眼泪婆娑地来回抚摸照片，哭着说道：“我来看你来了。” （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81年的一天，重庆白公馆刚开馆，一位头发大半花白的老人就慢慢走了进来。 她穿着朴素，走到展墙一张男人照片前停下，手轻轻搭在照片上，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掉，好一会儿才小声说：“晓轩，我回来看你来了。” 这老人是姜绮华，她口中的“晓轩”，就是革命烈士许晓轩——《红岩》里许云峰的原型。 许晓轩1916年生在江苏江都，家里穷，没读完书就去钱庄当学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跟着加入抗日救亡队伍，心里渐渐有了为国家做事的念头。 1935年，他到无锡铁工厂当会计，还加入了抗日组织“无锡学社”，同年和姜绮华结了婚。 那时候婚事多是父母安排，两人婚前没见面，可婚后日子过得踏实：许晓轩白天上班，晚上教姜绮华写字，知道她冬天咳嗽，每天把铜手炉捂热了给她，小日子满是烟火气。 1937年抗战爆发，无锡快被日军打过来，许晓轩收到重庆进步青年的信，邀他去参与青年职业互助会工作。 他没跟姜绮华说危险，只说去重庆找好工作多寄钱，临走时姜绮华塞给他绣的蓝布帕子，他说站稳了就接她们娘俩过去。 到重庆后，许晓轩表面是公职人员，背地里筹办《青年生活》期刊，还去工厂、学校讲抗日道理。 1938年5月他入了党，后来还当起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革命工作越来越忙。 1939年，姜绮华带着刚出生的女儿许德馨去了重庆，住沙坪坝小平房。 许晓轩早出晚归，有时半夜回来把传单藏床底木箱里，姜绮华察觉他做危险事，却从没问，怕听到不好的结果。 1940年4月，许晓轩去兵工厂开会，被叛徒出卖抓了。 那天姜绮华刚喂完女儿粥，邻居跑来报信，她光着脚冲去兵工厂，却被特务拦住，只能哭到天黑。 许晓轩先被关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在牢里还鼓励狱友： “越关键越要让敌人知道，共产党人不可动摇。” 1946年7月，他被转去重庆白公馆——这地方原是军阀别墅，1939年改成看守所，架电网、修岗楼，还关过“小萝卜头”一家。 到白公馆后，他组织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自己当书记，结果被敌人发现，戴着重镣铐关进不见阳光的地牢。不管敌人怎么拷打、利诱，他都没松口。 在牢里，许晓轩最牵挂妻儿。1946年夏天，他用三根香烟换了截笔芯，从旧账本撕张纸，趁晚上写了信。 开头写“绮华吾妻”，字又轻又用力——轻怕特务发现，用力是想把思念刻纸上。 他说“七年了，你受苦了”，其实才被捕6年，是太想念算错了；还问女儿长多高、记不记得爸爸，说以前忙得没陪她，现在想陪却没机会。 他不敢提监狱的事，只说“这里一切都好”，也不敢说诀别，只写“有机会就回来一起走走”，其实他知道出去难，就是不想让姜绮华绝望。 信写好后，他缝在贴身衣服里，托狱友藏在送饭木桶夹层，辗转送到上海——那时姜绮华已带女儿躲到上海，在纱厂做工。 1947年初春，一位陌生男子给姜绮华递来信封：“这是许晓轩同志托人带的。” 她手抖着拆开，一看字迹就认出来是丈夫的，坐在煤油灯下拉着信读，哭到天亮。 之后她到处找人救许晓轩，去上海法院递申诉状，人家说“军统的案子管不了”；找律师，一听是政治犯都摇头。 她只能抱着信等，盼着丈夫平安。 1949年上海解放，姜绮华赶紧去重庆找丈夫，可直到1950年，才从红岩纪念馆工作人员那知道：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逃前在白公馆、渣滓洞屠杀革命者，许晓轩遇难了，那时离重庆解放就三天。 姜绮华当场旧病复发，连去歌乐山认遗体的力气都没有，后来想丈夫了，就掏信出来读，像丈夫还在身边。 1963年，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成立，向烈士家属征遗物。 姜绮华虽舍不得那封信，还是捐了出去——那是丈夫唯一的念想，也是革命历史的见证。 1995年3月，这封信被定为一级文物，现在还藏在红岩博物馆里。 从1950年到1981年，姜绮华来重庆好多次，每次都站在许晓轩照片前很久，像在跟他说这些年的事。 许晓轩33岁的人生，守住了对党的信仰，哪怕坐牢受刑都没动摇；姜绮华用一辈子守住对丈夫的思念，还把唯一的念想捐出来，让更多人记得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