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纪滢批评《李自成》刻意迎合潮流: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在他眼中，书中高夫人与红娘子的形象塑造，似乎偏离了历史现实。高夫人被描绘得近乎完美，智慧超群、果敢坚毅，于军中威望极高，其领导与决策能力宛如久经沙场的军事统帅，远超一般女性在那个时代能达到的高度，因而给人一种“太高”之感，脱离了当时女性受限的社会地位与视野范畴。 红娘子出身江湖艺人，投身起义后，被刻画得革命意志坚如磐石，行事作风纯粹且充满理想主义，仿佛从一开始便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与坚定的信仰，这与传统认知中江湖艺人复杂且多元的形象有所不同，显得“太红”，像是被刻意渲染成单一的革命符号。 这般评价，实则反映出文学创作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微妙平衡难题。 在塑造历史人物时，作者往往会基于自身对时代的理解、创作目的以及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对人物进行艺术加工。姚雪垠创作《李自成》，或许意在展现农民起义的波澜壮阔，歌颂起义者的英勇与正义，故而赋予了高夫人、红娘子等角色诸多美好品质与强大能力。但这也引发了争议，部分读者与评论家认为，这种塑造方式模糊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让作品带有过多理想化色彩，失去了历史的厚重与复杂。 1963 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就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入文学界，激起千层浪。当时的读者们，在那个文化作品相对匮乏的年代，犹如在干涸的沙漠中遇到了一泓清泉，被这部小说中宏大的历史场景、鲜活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那时候，人们传阅着这本书，茶余饭后讨论的都是李自成的传奇经历。 1976 年，第二卷出版，尽管当时社会环境复杂，但它依然在读者中口口相传。许多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李自成在商洛山中的命运，以及他的起义军将如何发展。当时的年轻人，把阅读《李自成》当作一种时尚，仿佛不读这本书，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1981 年，第三卷出版，进一步丰富了故事内容，展现了李自成起义军更为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和复杂的社会矛盾。此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起，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对历史文化的探索欲望也更加强烈。《李自成》的出版，正好满足了人们对历史知识和文学享受的双重需求。 1999 年，第四、五卷的出版，为这部长达 350 余万字的鸿篇巨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此时，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市场也日益繁荣。但《李自成》依然凭借其深厚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读者心中的经典之作。 回想当年，茅盾先生已至八十高龄，身体状况不佳，双目患老年性白内障，左目视力仅 0.3 至 0.4，右目患老年性黄斑盘病，一尺外几乎不见五指 。但即便如此，他仍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不仅认真阅读了《李自成》第一卷，还将八十万字的《李自成》第二卷初稿仔细看了两遍。在阅读过程中，茅盾先生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明末那个动荡的年代，与李自成、崇祯等人物一同经历着命运的起伏。 茅姚二人往来信件多达 58 封 ，这些信件成为了他们交流创作心得、探讨历史问题的重要平台。其中，茅盾先生对《李自成》第二卷《商洛壮歌》到《河洛风云》的十个单元，都给出了详细的审读意见。他的每一条意见，都饱含着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对作者的殷切期望。姚老曾感慨地说：“茅公对《李自成》二卷的关怀和热忱，使我十分感激。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 善于从小说艺术的特点评论小说作品。许多意见精辟入微，探出作者匠心。” 这些审读意见，就像一盏盏明灯，为姚雪垠在创作的道路上指引着方向，帮助他不断完善作品。 茅老最早提出，姚雪垠 “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 。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历史小说往往只是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而姚雪垠却运用先进的哲学思想，深入剖析封建社会的本质，展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创新的写作手法，让《李自成》在众多历史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除了茅盾先生，还有许多名家学者也对《李自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这部作品的价值，让人们对《李自成》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姚雪垠写出了李自成起义的历史环境，精心地刻画了李自成思想行为的发展过程；也写出了他与其他起义首领的性格差异，特别是恰如其分地 —— 不那么露骨，而又从他的思想行动中，揭示了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林默涵则认为：“姚雪垠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特点，也吸取了外国古典小说的长处。他对人物的性格不作过多的客观描写，而让他们在行动中展示出来。同时，他把广阔丰富的现实生活，浓缩到几组画面中，有层次地加以重彩刻绘。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幅明末社会动乱破碎的全景图。这需要很高的概括力才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