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在被中国收养近50年后，日本遗孤赵连栋在踏上日本国土之后，再也没有给养母打过一个电话，养母不慎摔成重伤，他也拒绝回国探望。 1946年的东北，那时候，日本战败，几十万日本人溃退，乱世里，最惨的就是孩子。一个叫赵烂亭的农村妇女，在吉林一个村子的路边，发现了一个被冻得奄奄一息的日本男孩。 那年头，谁家都不富裕，赵烂亭自己也有孩子。可她看着这孩子，就是狠不下心。她丈夫说：“咱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 赵烂亭就一句话：“好歹是条人命，咱能见死不救？” 就这么着，这个日本孩子进了赵家的门，取名“赵连栋”。 那个年代养个孩子有多难，咱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赵家穷，没奶水，赵烂亭就把自己嘴里那点儿舍不得咽的玉米糊糊，一口一口喂给赵连栋。她自己的亲生儿子，有时候饿得直哭，她都得先顾着这个捡来的“小日本”。 为这事儿，村里人没少戳她脊梁骨，说她傻，说她分不清里外拐。尤其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家里藏个日本人，那是要冒天大风险的。可赵烂亭不管，谁敢动赵连栋，她就跟谁拼命。她总说，孩子是无辜的，战争是那些大人的事，跟孩子没关系。 就这样，赵连栋在赵烂亭的庇护下，一点点长大。他娶妻、生子，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汉子，除了长相，谁也看不出他有啥不一样。他对赵烂亭也孝顺，娘俩的感情，比亲生的还亲。 要是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也算是个圆满的结局。可历史的浪潮，总会拍打在普通人的身上。 上世纪88年代，中日关系回暖，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帮助遗华孤儿回国寻亲。赵连栋也动了心思。 赵烂亭心里一百个舍不得，可她觉得，孩子想找自己的根，没错。她砸锅卖铁，东拼西凑，支持赵连栋去日本寻亲。她说：“儿啊，找到了，了了你的心愿，妈就高兴。” 1994年，赵连栋终于在日本找到了他的亲人。临走前，他抱着赵烂亭哭得像个孩子，说一定把妈接到日本去享福。赵烂亭信了，她把儿子送到村口，看着他坐上车，越走越远。 可她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 刚到日本，赵连栋还跟家里写信、打电话，说说日本的新鲜事。可慢慢地，电话越来越少，信也断了。几年后，赵烂亭想儿子，托人打了个越洋电话过去，接电话的赵连栋很不耐烦，说几句就挂了。 最让人心寒的事发生在2005年。年迈的赵烂亭不慎摔倒，大腿骨折，瘫在炕上，生命垂危。家里人急得没办法，到处借钱，好不容易凑够电话费，把电话打到日本，求赵连栋回来看看他妈。 电话那头，赵连栋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如坠冰窟的话：“我回不去，太忙了。” 然后，他托人从日本捎回来200块人民币。 200块，买断了近50年的养育之恩。赵烂亭躺在炕上，拿着那200块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流干了。第二年，这位善良了一辈子的中国母亲，带着无尽的失望和牵挂，闭上了眼睛。 把视线从赵连栋一个人身上，拉到他背后的整个群体——“残留孤儿”。 他们是历史的孤儿。当年被留在中国，是战争的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像赵连栋一样，被善良的中国人抚养长大，活了下来。这份恩情，比天大。 可当他们回到日本，面临的是什么？ 咱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四五十岁的东北汉子，突然被扔到一个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陌生社会。他在中国是“日本人”，在日本，却又成了“中国人”。他们融不进主流社会，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甚至被歧视。 很多人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儿，生活在日本社会的最底层。 日本政府当年的安置政策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遗孤回去后，发现生活远不如想象中美好。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生存压力，足以压垮一个人。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一些后续调查和媒体报道，这些归国遗孤的晚年生活普遍不算理想。截至2025年的今天，第一代遗孤大多已是八九十岁高龄，甚至很多已经离世。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所谓的“残留孤儿二代、三代”，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他们说不好日语，被日本同学霸凌；他们也对中国感到陌生，成了两边不靠的“边缘人”。 近年来，日本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更多是放在了他们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上，但精神层面的隔阂，始终存在。 我说这些，不是要为赵连栋洗白。养母的恩情，天经地义，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他冷漠无情的借口。 但了解他所处的困境，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份“薄情”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可能被新的家庭、新的环境彻底改变了，也可能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选择了最自私、最怯懦的逃避。 赵连栋的故事，像一把刀子，划开了中日关系中最温情也最伤痛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