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被关押的国民党少将范纪曼腹痛难忍，提出去上厕所。谁料半天后，范纪曼还没从厕所出来，厕所里已经空无一人。狱长一听，高喊：“马上就要枪毙他，他怎么给跑了？马上把他追回来……”狱警们端着枪冲进厕所时，只看到墙角的砖缝有撬动过的痕迹。 1949年4月，正是国共两军在长江边上剑拔弩张的时候，他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眼看着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谁都明白，这会儿被扣上“共党”帽子，基本就等同于阎王爷发了催命符。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范纪曼突然说肚子疼，要上厕所。这事儿搁现在，谁也不会多想，人有三急嘛。可你猜怎么着？半天过去了，人影儿都没见回来。狱警冲进厕所一看，嘿，人没了！只剩下墙角被撬动过的砖缝。狱长一听，那还了得？“马上就要枪毙的人，怎么能跑了？赶紧追！” 一个即将被处决的少将，居然用这么“接地气”的方式——装肚子疼——溜了。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和胆识？ 范纪曼这个人，身份复杂得像一团迷雾。他是国民党的少将，是日伪眼里的“座上宾”，还跟苏联那边有秘密联系，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中共的地下联络员！ 四重身份，二十多年愣是没穿帮，你说这是不是个传奇？ 临被“处理”的前夜，他被提审。大家都明白，“处理”的意思就是天亮之前送上刑场。生死关头，他一句“肚子疼，想上厕所”，看似随意，却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看守当时看了他一眼，说了句“早去早回”。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在范纪曼听来，却品出了不寻常的味道。他觉得，这个看守可能知道点什么，甚至有可能是自己人？于是，进了厕所，他迅速掀开预藏的木板，准备翻墙逃走。 他连着翻了三次，摔了三次，浑身上下都是血，最后才硬生生地翻了过去。外面的哨兵警觉地叫喊起来，但他已经跑进了深深的弄堂里。 这可不是范纪曼第一次越狱，更不是他第一次被抓。早在北伐时期，他就跟着叶挺干革命，当了个排长。后来大革命失败，他回到川东搞地下工作，结果被叛徒出卖，差点儿被土匪给活埋了。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胆子就已经大得异于常人。 重庆、北平、上海，他一路辗转，身份也跟着不停地变。表面上，他是翻译、是教授、是研究员，背地里干的却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情报工作。他精通俄语、英语、日语，在那个年代，能掌握这三门外语的中国人可不多。 靠着这份语言天赋和过人的胆识，他竟然混进了国民党的军统，还成了上头点名的“专家”。1938年，他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密电，内容是日军要偷袭苏联远东地区。他连夜将这份情报翻译出来，秘密传递给了苏联。结果，苏军提前设下埋伏，日军的三个师团几乎全军覆没。这事儿，没人知道是他干的，知道的人，要么死了，要么就闭口不谈。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还冒险潜入监狱，救出了两名被捕的地下党员。一个人，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大摇大摆地进出监狱，竟然没有人怀疑他。他就凭着这份胆气和精湛的演技，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了整整十年。 解放战争临近尾声，范纪曼的身份也越来越高，竟然成了国民党国防部的少将专员。那时候，谁都以为他是蒋介石的心腹。但他却悄悄地将蒋介石准备撤退台湾的情报，一条条地送到了延安。就连黄金的转运路线、人员名单，都清清楚楚。这些情报，后来在解放军渡江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说精确到了车次和时间。 但情报战，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范纪曼越是深入敌营，敌人越是防不胜防，他身边的同志，反而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他的身份实在是太复杂了。1949年他被捕，就是因为内线出了问题，他也被误认为是敌人抓了起来。 那次被捕，他受的罪一点儿也不比当年在军统少。铁烙、盐水、电刑，各种酷刑都招呼上了。但他硬是咬紧牙关，什么也没说。审讯他的特务最后都绝望了，问他：“你连命都不要了？”他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你们已经输了。” 逃出监狱后，范纪曼并没有立刻离开上海。他留了下来，配合上海的地下党清理潜伏下来的特务。他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谁是暗线，谁是死棋，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比谁都清楚。那段时间，他可是个大功臣，风头正劲。 但好景不长。1955年，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的身份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有人说他是军统旧部，有人说他是双面特务。一轮又一轮的审查接踵而至，最后，他被定了个“历史问题”，撤职关押。直到1980年，他才得以平反，恢复了身份。 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也白了大半。但他没有抱怨，国家给了他优抚金，他反而问：“我还能干点事不？”他这个人，活得干净利落，走得也干脆。1990年冬天，他去世了，留下了三样东西：一枚旧黄埔军校的徽章，一本翻烂了的俄文密码本，还有一张上海解放那天的《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