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陕西省一家医院的解剖室内，有一具特殊的遗体。 他的的躯体，被肿瘤密密麻麻地布满，最大的一个甚至比心脏还要庞大。 这具遗体的主人，名叫罗健夫，一位年仅47岁的航天工程师。 他并非死于突如其来的恶疾，而是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忍着这剧痛，完成了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奠定中国航天电子工业基石的重大发明，图形发生器。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的航天事业刚刚起步，却面临着缺乏自主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困境。 而图形发生器，正是研制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被誉为“电子工业的母机”。 西方国家对这项技术进行封锁，国内既无图纸可参考，也无样机可模仿。 许多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对此望而却步。 就在这时，时任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技术员的罗健夫站了出来。 他当时所学专业是核物理，而对图形发生器所涉及的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及光学系统等几乎从没见过。 面对这片完全空白的领域，他没有丝毫犹豫，只说了一句：“这项任务总得有人干。” 从此，罗健夫开启了一条艰苦卓绝的自学与攻关之路。 他的办公桌和家里，很快被各种书籍和资料堆满。 他跑遍西安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技术书籍全都借回或买回。 白天，他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夜晚，他在灯下彻夜苦读。 项目初期，一位负责计算机编程的同事被临时调走，这无异于砍掉了项目的“一条腿”。 众人皆以为项目将陷入停滞，罗健夫却再次默默扛起了所有。 他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额外要求，只是平静地说了句“我不上谁上？”，便一人承担起两人的工作量。 此后，实验室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为了抢时间、赶进度，他常常连续几天几夜不出门。 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或干粮，困了，就在实验室的水泥地板上铺张图纸打会儿盹。 没有现成的技术路径，他就带领团队从零开始。 在他的感召下，整个课题组最终于1972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国内空白。 此后，他们又不断迭代升级，相继推出Ⅱ型、Ⅲ型产品。 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然而，在申报奖项时，作为项目核心创始人和绝对主导者的罗健夫，却执意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将荣誉让给了团队的其他年轻同志。 他真诚地认为，成功属于集体，自己只是尽了应尽的职责。 就在Ⅲ型图形发生器攻关的最紧要关头，罗健夫开始感到胸部持续疼痛，且日益剧烈。 但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对此并未在意，只以为连日过度劳累。 直到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因剧痛昏倒在地，被同事们强行送往医院检查。 这时，才得知晚期淋巴癌，且已大面积扩散。 医生看着如此严重的病情，艰难地想象着，病人是如何忍受着坚持工作的？ 而面对诊断结果，罗健夫却十分平静。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忧自己的生命，而是恳求医生不要将真实病情告诉家人和单位领导，他担心家人承受不住，更怕影响项目的进展。 他甚至拿着医生开的假条藏起来，第二天又准时出现在实验室。 同事们看他脸色苍白，劝他休息，他总是摆摆手说“没事，老毛病了”，转身又投入到工作中去。 他仿佛在与死神赛跑，拼命想要把Ⅲ型机的最后一点工作完成。 当病情恶化到再也无法隐瞒时，他被迫住进了医院。 但即使在病床上，他依然放不下未竟的事业。 当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他决定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 他对医生说：“我这种病比较特殊，你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希望能为以后治疗同类疾病积累点经验。” 1982年6月，罗健夫溘然长逝，年仅47岁。 遵照他的遗愿，医院进行了病理解剖，于是医生了无不声泪俱下。 医生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是如何在胸腔内长着如此巨大肿瘤、全身被癌肿侵蚀的情况下，依然以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完成了那样艰巨复杂的科研工作。 他的一生，清贫而富足。 他常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午餐常常是两个馒头加一块臭豆腐，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被他用来购买科研书籍和资料。 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最纯粹的品质。 心怀家国，淡泊名利，兢兢业业，死而后已。 罗健夫走了，但他留下的图形发生器技术，为中国航天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的故事和精神，并未随时间流逝而被遗忘。 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在他的家乡湖南湘乡，母校湘乡一中的校园里矗立着他的铜像，每一届新生入学，聆听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位杰出学长的传奇。 他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向世人昭示，有一种信仰，可以超越生死，有一种奉献，名为“国之脊梁”！ 主要信源：（人民网——罗健夫：心中有家国 淡泊且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