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3年，王光牺牲，天一亮，村民就连忙赶来收尸，但就在这时，一个东西突然掉了出来，大家看到的那一瞬间都哭了.. （参考资料：2020-05-28 人民网——巾帼英雄王光） 1943年，日军叫嚣着要把岳南根据地变成“无人区”，发起了“钳形合围”与“铁滚扫荡”，等硝烟散去，躲藏起来的乡亲们悄悄回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打听区长王光的下落，每个人心里，都盘旋着一股不祥的预感。 最终，人们在辛庄村大庙前停住了脚步，一片刺眼的血迹，一处明显被翻动过的松土，答案就埋在下面，当王光血肉模糊的遗体被乡亲们刨出来时，在场的男人们也绷不住了，哭得像孩子。 然而，最让人肝肠寸断的，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一件婴儿小肚兜，这件小东西无声地揭开了一个秘密：王光在引开敌人时，她抛下的不只是一条命，而是两条，她用自己和未出世孩子的生命，为根据地的乡亲们换取了生机。 一个女人，得有多大的信念，才会在赴死关头，把腹中的孩子也一同献上？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王光，原名王兰香，1920年生在稷山县一个穷苦人家，年幼时就被卖给地主家当丫鬟，可她偏不认命，一路乞讨逃到了运城。 在那里，王光幸运地被王挺芳夫妇收养，不仅待她如己出，还送她进了运城女子师范附小读书，她的舅父吕程久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思想开明，常常教导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王兰香也争气，学习刻苦，成绩拔尖，顺利考入了运城女子师范学校。 平静的日子在1938年3月戛然而止，日军攻陷运城，学校解散，18岁的王兰香跟着养父母到猗氏县罗村避难，恰好撞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县政府。 王光一下子找到了方向，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发传单、写标语，忙得不亦乐乎，母亲担心她的安危，她却说得斩钉截铁：“我做的是大事、是好事，不会有事的。” 王光加入了大众剧团，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把抗日英雄的故事和日军的罪行编成戏，到处演出，有时候，戏台子就搭在离敌人据点只有四五里地的村子里。 舞台上的磨炼，让王光从一个有些怯懦的女学生，成长为自信坚强的革命战士。 1939年6月，王兰香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自己改名“王光”，她说，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共产党员就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同年秋天，王光和剧团团长、也是她志同道合的战友苏志乾结婚，婚后聚少离多，但两人的目标和信仰从未动摇。 此后，王光的革命道路越走越坚定，她被编入山西新军，转移到太岳根据地，不久又被组织送进抗大太行分校深造。 在军校，王光能力出众，品学兼优，毕业时，学校想留她当教官，她却坚决要求去前线：“我不怕吃苦、不怕牺牲，我要到第一线去打鬼子，去解救受苦的同胞。” 1942年5月，王光被任命为冀氏县一区副区长，这里是根据地的前沿，日伪军的“扫荡”是家常便饭，她吃住在老百姓家，带着大家搞减租减息，很快就和群众打成一片。 同年秋天，驻扎在附近的日军分队长佐木三郎扬言，一个月内要把一区变成“治安区”，他的“治安区”大梦，没做几天就醒了。 王光带着三个班的战士，乔装成出殡送葬的队伍，在半路设下埋伏，一举端掉了30多名日伪军，佐木三郎也被当场击毙，这场伏击打得干净利落，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3年4月，王光升任四区区长，此时的岳南根据地正经历着最艰苦的时期，她像个男人一样，白天带民兵打仗，组织群众生产；晚上又和妇女们坐在一起，纺线织布，赶做军鞋。 王光还鼓励妇女姐妹们冲破封建束缚，争取婚姻自由，大伙都亲切地喊她“革命的大姐姐”。 然而，1943年10月的这一天，王光没能再回来，她带领民兵掩护群众转移时，与一股巡山的日军迎面遭遇，为了保护藏在山沟里的上百名乡亲和民兵，她毫不犹豫地选择暴露自己，独自爬上山梁，朝着与人群相反的方向跑去。 枪声响了，王光的双腿中弹，她身上唯一的武器，是一枚手榴弹。她忍着剧痛，看着敌人越来越近，在最后一刻才奋力扔出手榴弹，谁知，这颗手榴弹受了潮，并未爆炸，王光落入了敌手。 日军将王光押到辛庄村大庙，捆在柱子上严刑拷打，逼问八路军和老百姓的下落，王光的回应只有一句：“他们都在我心里！” 酷刑之下，王光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但嘴里除了抗日口号，敌人得不到任何东西，恼羞成怒的日军割掉了她的耳朵，又割掉她的舌头，挖出她的眼睛，最后用刺刀剖开了她的胸膛。 王光牺牲后，中共冀氏县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47年，太岳二专署在翼城烈士陵园为她立碑，碑文上写道：“冀氏区长王光，身虽女辈，然在反‘扫荡’中，从未稍后，只身遇敌，因忠贞不移而遭剖腹。” 一个出身贫苦、靠着不认命和一点运气才读上书的女孩，最终选择用自己和孩子的两条命，去捍卫一种理想，或许，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信仰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最震撼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