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45岁的李鸿章，看到母亲露在轿帘外的脚，忙低声说：“娘，你把脚往回收收。”没想到李母一脚踢开轿帘：“不孝的东西，你老子都不嫌我脚大，你倒嫌我脚大！” 秋风卷着梧桐叶掠过保定知府的仪仗，李鸿章骑在马上的身子僵了僵。周围随从的脚步都慢了，偷眼瞅着轿子里那个穿着石青色褂子的老太太。他这母亲是父亲李文安当年在乡下纳的妾，裹脚时疼得满地打滚，最后是李文安拿剪刀挑开了缠脚布，说“咱李家不兴这遭罪的规矩”。 轿帘被踢得晃悠，李母的声音又传出来，带着江淮口音的泼辣：“当年你爹赶考，我光着脚在田里割稻子给他凑盘缠，脚大才站得稳！”李鸿章勒住马缰，枣红色的坐骑打了个响鼻，他忽然想起十岁那年发大水，母亲就是用这双没缠过的大脚，背着他蹚过齐腰深的洪水，脚趾在石板路上磨出的血泡，染红了半条街的积水。 旁边知府慌忙打圆场：“李太夫人是福气相，脚大掌家稳。”这话倒让李母消了气，隔着轿帘喊：“还是王大人会说话！不像某些人，当了巡抚就忘了本。”李鸿章嘴角扯了扯，没接话。他靴底沾着的泥，还是从合肥老家带来的，怎么会忘本？只是如今官场上的人，看人的眼睛都长在脚背上，去年他带母亲去见曾国藩的夫人，回来后就有幕僚嚼舌根，说“李大人的母亲，倒像个庄稼汉婆子”。 仪仗进了巡抚衙门，李母被扶下轿时，故意把脚往石阶上跺了跺。青布棉鞋的鞋头沾着泥，却比那些裹成三寸金莲的绣鞋稳当多了。李鸿章看着母亲的背影，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你娘这辈子不容易，她的脚，是为咱李家踏平坎坷的。” 晚饭时，李母把一碗红烧肉推到他面前：“多吃点，看你瘦的。”丫鬟想上前帮着剔骨，被她一巴掌打开：“我儿子吃块肉，还用得着别人动手？”李鸿章低头扒着饭，听母亲絮叨老家的事——二婶家的闺女缠脚缠坏了腿，三伯家的小子又考中了秀才。说到缠脚，她忽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些城里太太的脚，裹得像个粽子，走路都要丫鬟扶，风一吹就倒，能顶什么用？” 窗外的梆子敲了三下，李鸿章还要去处理教案的公文，起身告辞时，母亲忽然从柜子里翻出双新做的布鞋。针脚是乡下婆娘的粗粝，鞋底纳着“平安”二字。“穿上。”她塞到他手里，“你爹当年穿我做的鞋，考中了进士。”李鸿章摸着鞋面上的千层底，忽然明白，母亲的脚从来不是丢人的事。那些在官场上被人指指点点的“不体面”，恰恰是支撑这个家走过风雨的根基。 后来他把这双布鞋带到了天津，在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的夜里，脱下官靴换上它，只觉得脚底踏实。那些洋人外交官的夫人，穿着束腰裙撑着洋伞，看他的眼神总带着几分轻蔑，可他们不会知道，这个能在谈判桌上寸土不让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用大脚丈量过苦难的母亲。 世人都夸李鸿章会做官，却少有人知，他最敬的，是母亲那双没缠过的脚。那双脚里藏着的，是未经雕琢的生命力，是在底层生活里炼出的坚韧。比起那些裹在锦绣里的三寸金莲，这双大脚踩过泥土，踏过洪水，托举起一个家族的兴衰，也映照着一个时代的挣扎——旧的规矩在崩解，新的秩序还没建立，而真正的力量，往往就藏在那些被世俗轻视的“不完美”里。 参考资料：《李鸿章年谱》《合肥李氏宗谱》《清代官场生活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