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她的秘书赵炜向中央提出了四个要求，然而中央回应称：“即便我们同意，人民也不会同意！” 邓颖超在北京医院走完了88年人生路，她的秘书赵炜按照嘱托，向中央转达了四项遗愿：不办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设守灵仪式、骨灰撒入天津海河。 中央收到这份朴素的请求后，经过慎重讨论给出回复：追悼会和遗体告别必须举行，但同意将骨灰撒入海河，理由很实际：作为国家领导人，民众需要一个正式的告别仪式。 邓颖超1904年出生在广西南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逝后全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教书维持生计，母亲在家里开设私塾，小邓颖超就趴在课桌底下听课认字。 杨振德是个有主见的女性，她让女儿接受了当时少见的新式教育，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15岁的邓颖超已经在天津读中学，她组织女学生上街游行，手举“抵制日货”的标语牌。 1925年21岁的邓颖超与27岁的周恩来在广州结婚，婚礼很简单只有几个朋友参加，没有婚纱也没有戒指，两人在朋友家里吃了顿便饭就算成亲了。 长征开始时邓颖超患了肺病，沿途不断咳血发烧，她骑在马背上经常昏迷，战友们轮流照顾她，到达陕北后，她的体重只剩下70多斤，但很快就投入了根据地的妇女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先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务但她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简朴习惯，这在身边工作人员眼中已经到了“固执”的程度。 中南海西花厅是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和居住地，邓颖超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客厅里的沙发用了三十多年，皮面开裂后就铺上白布继续用，周总理的办公桌抽屉把手掉了，她也不让换新的。 邓颖超的衣柜里没有一件名牌衣服，大多是粗布制作的中山装和列宁装，袜子破了洞就自己织补，一双袜子往往要补好几次。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邓颖超按照丈夫的遗愿将其骨灰撒入黄河，她把装骨灰的普通木盒收了起来，放在卧室的柜子里，工作人员问她留着做什么，她说：“以后我也要用这个盒子。” 1992年邓颖超病重住院期间，医生建议转到条件更好的病房，她拒绝了：“普通病房就很好，不要搞特殊。”临终前几天，她专门嘱咐赵炜：“记住，用总理的那个旧骨灰盒装我的骨灰。” 赵炜听后流了泪，这意味着这对革命夫妇连最后的骨灰盒都要共用一个，邓颖超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平静地说：“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最后还是要在一起。” 7月17日西花厅被布置成简朴的灵堂，没有豪华的花圈，只有普通的白花和黄花，前来吊唁的人们发现，灵堂里摆放的还是那些用了几十年的旧家具，这让许多人深受触动。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赵炜带着骨灰盒来到天津海河边，那是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没有仪仗队，没有鲜花，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同，当骨灰撒入河水的瞬间，岸边留下的空木盒格外显眼。 这个木盒见证了一对革命夫妇的一生：从1976年装着周总理的骨灰撒入黄河，到1992年装着邓颖超的骨灰撒入海河，一个盒子两次使用，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骨。 邓颖超的88年人生，从15岁参加学生运动到88岁与世长辞，她始终保持着朴素的作风，这种朴素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生活态度。 当年中央坚持举行追悼会的决定，如今看来确实是明智的，那个夏天无数普通市民自发前来送别这位老人，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敬意，就像32年前送别周总理一样，人们需要这样一个仪式来记住那些值得纪念的人。 在今天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邓颖超的生活方式或许显得有些“另类”，但她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富有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看他为后人留下了什么精神财富。 信源： 中央文献出版社《邓颖超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央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