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为何杜建英要在香港起诉？原来杜建英竟然这么厉害！他们选在香港起诉，说白了就是钻信托和遗嘱的空子——那边的规则里，信托优先级能压过遗嘱，这哪是争遗产，分明是挑对自己最有利的“战场”。 香港之所以成为这场官司的主战场，和那里的法律规则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香港对于信托的法律，只要信托被认定合法有效，那里面的钱就优先于遗嘱分配。宗庆后生前在香港设立信托，并将每个孩子分配7亿美元。 可到了遗产分配时，宗馥莉又拿出了最新的遗嘱，她说父亲最后把全部境外钱都给了她自己。 但那份遗嘱的见证人并没有家族成员，更别说落款也没有三兄妹的名字。一份信托，一份遗嘱，谁能证明更具法律效力，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原告递交证据说宗庆后曾对他们许诺，只要信托成立，自己就有权利获得那笔遗产。宗馥莉手里的遗嘱却始终被质疑，尤其是遗嘱见证人的身份和遗嘱的真实可信度。 家族成员“被消失”在遗嘱里，无人不对幕后算计产生怀疑。信任、争斗、权力交错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哪一方才是真正“被亏待”的一方。 更复杂的是，三兄妹不仅在香港递交诉状，也同步启动了对内地娃哈哈29.4%股权的继承诉求。 如果他们在大陆胜诉，光股权价值就逼近两百亿人民币，对宗馥莉的公司控制权而言将是致命打击。 一旦香港法庭承认信托有效，三兄妹至少能分得相应财产。大陆方面还要看宗庆后股票登记情况和遗嘱到底符不符合规定。 更别说，若非婚生子女身份被确认，继承权同样享有平等地位。每一个程序上的漏洞，都有可能改变大局。 事实上，这场矛盾，其实早早埋在娃哈哈的发展里。宗馥莉早年高调接班，公司靠她的经营继续壮大。 杜建英离场后，并未真正退出舞台，通过海外公司继续持股。这种半明半暗的交接，也让不少家族企业传承出现同样困局。 企业一旦进入财富和继承的交汇口，内部关系复杂，分配不均，矛盾自然会爆发。 所有当事人都声称维护宗庆后的真实意愿，而那笔21亿美元的财富，正让这个家族的脆弱关系摆在人们的面前。 家族企业的财富和控制权，没有哪一步可以靠侥幸稳坐江山。诉讼还未落幕，但宗氏家族的未来，早在人心间悄然改写。 这起案件，或许不会是中国家族财富传承的最后一案，却一定会成为许多人心里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