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给宰相王旦一壶酒，让回去后务必和家人同饮。王旦回去打开后，发现里面装满了珍珠。皇帝“贿赂”宰相，被传为笑谈。 王旦出身于山东大名府的儒学世家，父亲王祜是宋太祖时期的知制诰，以 “手植三槐” 预言子孙必为三公而闻名。 但王旦的青年时代并非坦途，父亲早逝后家道中落，他曾在《食粥诗》中写道：“啜粥啖齑三十载，不知官味似何味。” 这种清苦的生活，磨砺出王旦隐忍持重的性格。 王旦在23岁时，就考中进士，被授予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几年后，王旦因政绩卓著被调入中枢，任知制诰，这是一个负责起草诏令的职位，史载他 “笔力稳健，文辞温润”，起草的制诰既符合礼制又切中时宜。 更难得的是，王旦在这个易结党营私的职位上始终保持中立，有人送礼拉拢，他便将礼物封存，直至送礼者收回，这种操守为他赢得 “冷面书生” 的绰号。 宋真宗即位后，王旦的仕途进入快车道，在景德三年（1006 年）正式拜相，与寇准等人同列中枢。 相比性格刚烈的寇准，王旦兼顾 “守常” 与 “通变” ，与同僚矛盾少，也更得宋真宗得信任。 面对澶渊之盟后的财政压力，王旦没有采取激进的措施，而是推行 “节流” 政策：裁汰冗余官吏，压缩宫廷开支，将地方贡品由实物改为货币，减少运输损耗。 同时，王旦深知 “守常” 非 “守旧”，在科举制度上推出 “糊名誊录” 之法，将考生姓名密封、由专人抄写答卷，彻底杜绝考官徇私，这项制度被后世沿用数百年。 王旦有着非凡的胸襟，寇准曾多次在宋真宗面前批评他，而他却始终称誉寇准。 有一次，宋真宗对王旦说：“卿虽称其美（寇准），彼专谈卿恶。” 王旦说：“臣在相位久，缺失必多。寇准直言，正显其忠直，臣故重之。” 后来寇准因过失被贬，宋真宗想让他出镇外藩，征询王旦意见，王旦说：“寇准有才，宜授使相（节度使兼宰相衔），方合其才。” 王旦这种不计私怨、唯才是举的气度，让宋真宗大为感慨。 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由宋真宗主导了一场荒诞的 “天书运动”。 宋真宗声称梦见神人赐 “天书” 于泰山，随后果然在泰山发现刻有吉祥文字的黄帛。朝野上下心知肚明这是宋真宗自导自演，却大多顺水推舟，唯有王旦始终保持沉默。 宋真宗深知，若得不到这位首席宰相的支持，天书运动便师出无名。 于是便有了文中开头 “赐酒赠珠” 的一幕。 王旦见到珍珠后 “大惊，然已受之，无可退还”，他明白这不是普通的赏赐，而是皇帝的 “贿赂”—— 接受珍珠，便意味着默认“天书运动”的合法性。 最终，王旦选择了妥协，在随后的朝会上，他虽未积极附和，却也未再反对。 这个选择成为王旦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后世学者多批评他 “失节”，但公允的说，当时宋真宗的决心已下，枢密使王钦若等大臣又极力撺掇，若王旦坚决反对，轻则罢相，重则可能引发朝堂动荡。 妥协后的王旦，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一方面，王旦不得不奉旨撰写《封禅坛颂》，参与泰山封禅等一系列活动；另一方面，王旦却在暗中补救：减少封禅的开支，压制各地虚报祥瑞的风气，将天书祭祀的规模控制在最低限度。 《宋史》记载，王旦曾对子弟感叹：“吾一生清名，今为此事所累，悔之晚矣。” 这种矛盾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达到顶点。 当时真宗欲将 “天书” 迎入太庙，按礼制需宰相率百官跪拜。王旦在仪式前夜，独自在书房枯坐至天明，最终还是身着朝服，完成了跪拜礼。 事后，王旦对好友说：“我非拜天书，乃拜陛下也。” 持续十余年的天书运动，耗尽了王旦的心力。从大中祥符末年开始，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多次请求致仕，都被宋真宗挽留。 天禧元年（1017 年），王旦已病到无法上朝，宋真宗亲自到其家中探望，见他 “骨瘦如柴，卧不能起”，不禁落泪说：“卿若去，朕谁与共理天下？” 病重期间，王旦向宋真宗建议停止天书祭祀，减轻百姓负担。 天禧二年（1018 年）九月，王旦病逝，享年六十一岁，临终前曾对儿子说：“我死之后，勿立墓碑，勿请谥号，若皇上追问，便说我一生无功无过，不配享有。” 王丹的这种自我否定，实则是对参与“天书运动”的终生悔恨。 宋真宗非常悲痛，下令罢朝三日，追赠王旦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号 “文正”， 这是宋朝文臣的最高荣誉，整个北宋仅有九人获此谥号。 王旦的葬礼上，曾与他政见不合的寇准，千里迢迢赶回，在灵前恸哭：“王公逝后，天下再无直臣矣！” 大臣们不得不承认 “若无王公居中调和，天书之祸恐更烈”。 王旦死后，家人将当年宋真宗送的珍珠悉数上交。宋真宗感慨不已，命人将珍珠铸成 “君臣相得” 金牌，存放于秘阁。 这枚金牌在靖康之变中遗失，却在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拷问：当权力与道义发生冲突时，应如何自处？ 参考资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