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亨登基后，给太上皇李隆基写信，让他回长安。李隆基回信说：“我不回长安，把剑南道给我，我在此终老。”李亨一听，大惊失色。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当李亨被册立为太子时，表面高兴，内心却很是惶恐，因为就在不到一年前，前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被赐死，李隆基不留情面的对三个儿子下狠手，李亨如何不怕？ 以兵变成势的李隆基，深知储君与皇权之间天然的张力。在他四十余年的统治中，先后有三位太子非正常离世。 李亨被立为太子后，这种猜忌达到了新的高度。宰相李林甫因曾支持寿王李瑁，与李亨形成尖锐对立，而李隆基对此乐见其成 ，他需要朝臣与储君相互制衡，以确保皇权独断。 李亨在东宫的十几年，堪称步步惊心，他 “常夜不能寐，每遇宰相奏事，必屏退左右”。 天宝五年（746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在长安密会太子，此事被李林甫探知后立刻上奏玄宗，称 “太子结党营私，意图不轨”。 李隆基虽未废黜太子，却将太子妃韦氏家族流放，迫使李亨与发妻离婚。这场风波让李亨 “鬓发皆白”，。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以 “清君侧” 为名发动叛乱，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惊醒了李隆基的霓裳羽衣梦。次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长安危在旦夕，李隆基决定携皇室宗亲出逃蜀地。这支仓促组建的逃亡队伍，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遭遇了命运的转折。 禁军将士因饥饿疲惫发生哗变，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请诛杀杨国忠以平民愤。李隆基在万般无奈下应允，却没想到士兵们并未散去，反而以 “贼本尚在” 为由，要求处死杨贵妃。 李隆基无奈之下，“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作为太子的李亨，在兵变中始终保持着微妙的沉默。他既未出面劝阻，也未公开支持，却在事后迅速与李隆基分道扬镳。李隆基继续南下入蜀，李亨则北上灵武， 不少史学家认为，马嵬坡兵变是李亨积蓄多年力量的一次爆发。 7月，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登基，改元至德，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当李隆基在成都收到儿子称帝的奏报时，这位统治大唐四十余年的帝王，震惊的许久说不出话来。 李隆基在无奈之下颁布《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表面上 “许以亲总庶政，遥禀处分”，实则被迫承认既成事实。 但李隆基并未完全放弃权力，在诏书中特意保留了 “其四海军国大事，皆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 的条款，试图维持名义上的最高权威。这种权力分割的尝试，为日后的父子冲突埋下了隐患。 李亨在灵武的处境并不稳固。他既需要借助李隆基的残余威望凝聚人心，又必须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为此，李亨迅速启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展开对叛军的反击，同时不断遣使入蜀，以 “迎回太上皇” 为名，试探李隆基的态度。 双方的每一次书信往来，都充满了政治话术的交锋，字里行间皆是权力的博弈。 唐军收复长安后，李亨终于具备了 “迎回太上皇” 的政治资本。他接连派遣使者前往成都，奉上措辞恳切的书信。 然而，李隆基的回信却让李亨如遭雷击，这位太上皇竟提出要留在剑南道养老。 李隆基的这一要求绝非偶然。剑南道自安史之乱爆发后，便成为唐朝的后方基地，物产丰饶且地势险要。 更重要的是，李隆基入蜀后已在此经营数月，培植了一定的势力基础。若他长期留驻剑南道，无疑会形成 “国中有国” 的局面，对李亨的统治构成潜在威胁。 李亨的大惊失色，他深知父亲绝非甘居人下之人，一旦允许其留驻剑南道，极有可能出现 “一朝两帝” 的尴尬局面。 宰相房琯直言进谏：“太上皇久居剑南，恐滋流言，谓陛下不孝；且剑南形胜之地，若有奸人蛊惑，恐生变数。” 这场剑南道之争，实际上是父子二人的一次政治摊牌。李隆基以 “养老” 为名试探李亨的底线，而李亨的坚决反对，则暴露了他对权力的绝对掌控欲。 最终，在李亨的再三恳请（施压）下，李隆基不得不做出妥协，于同年十二月启程返回长安，这场潜在的政治危机暂时得以化解。 李隆基回到长安后的生活，表面上是 “太上皇” ，实则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他被安置在兴庆宫，身边的亲信如高力士、陈玄礼等人陆续被调离，取而代之的是李亨的心腹宦官李辅国。 父子间的最后几次见面充满了尴尬与疏离。一次上元节，李隆基登上长庆楼，长安百姓认出太上皇，纷纷跪拜欢呼，场面盛大。这本是寻常的民心向背，却让李亨深感不安。 不久后，李辅国便以 “长安不稳” 为由，将李隆基彻底软禁起来。昔日的父子亲情，在权力的碾压下荡然无存。 李隆基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时常独自登上勤政楼，望着夕阳下的长安城，喃喃自语。身边的宫女曾见他手持杨贵妃的旧物黯然落泪，这位缔造了盛唐的帝王，最终在无尽的孤寂中离世，享年78 岁。 而李亨在父亲去世仅十余天后，也撒手人寰，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大唐。 参考资料：《新唐书》《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