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胡风准备去医院前，由于受凉，还没来得及下床，就说 “不好了……”，一阵恶臭从他身下发出。 妻子梅志立马就明白了，她连忙给他擦洗，换衣服，换床单，然后又提着那些脏东西去水坑洗干净。 成都北郊的晨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照进来，梅志蹲在水坑边搓洗床单，冻裂的手指在冰水里泛起青紫。 那些暗褐色的污渍在搓衣板上渐渐淡去，就像丈夫胡风被岁月揉皱的人生，而她用四十年的光阴，一遍遍漂洗着命运泼来的脏污。 上海霞飞路的梧桐树下，31 岁的胡风第一次见到 19 岁的梅志时，她正抱着一摞宣传册跑过街角，淡蓝色旗袍的下摆扫过法国梧桐的落叶。 这个刚从日本被驱逐回国的左翼作家，望着姑娘鬓角的汗珠，突然想起东京街头被宪兵追逐的夜晚。 梅志递给他的传单上印着 “反战同盟” 的字样，而她袖口磨出的毛边，让他想起母亲补了又补的棉袍。 他们的婚礼在 1934 年的上海亭子间举行，胡风用稿费买了两斤奶糖，梅志把旗袍改成了围裙。 婚后第二天，她在油灯下帮他整理《木屑文丛》的手稿，钢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里，胡风突然说：“等革命胜利了，我给你买件新旗袍。” 梅志抬头笑了，煤油灯的烟把她睫毛熏得发黑 —— 这个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姑娘，此刻觉得眼前的穷作家比任何绸缎都贵重。 1937 年卢沟桥枪响时，胡风正在汉口编《七月》杂志。梅志挺着大肚子为作者们做饭，灶台上摆着发霉的米袋，她却能变出四菜一汤。 胡风常带着艾青、田间这些年轻人回家，他们围坐在木板凳上讨论抗战诗歌，梅志就坐在门槛上缝补大家的破军装。 有次日军轰炸汉口，她抱着刚出生的儿子躲进防空洞，怀里还揣着胡风没写完的文稿。 1941 年《七月》被查封那晚，胡风把刊物母版塞进梅志的棉被里。她抱着襁褓假装喂奶，躲过了特务的搜查，却在事后发现母版边缘烫着个烟头洞 —— 那是胡风熬夜审稿时不小心烫的。 梅志用绣花针把破洞绣成朵梅花，对丈夫说：“刊物像这花，冻不死的。” 1955 年胡风被捕时，梅志正在厨房熬粥。宪兵踹开门的瞬间，她把刚蒸好的馒头塞进丈夫口袋：“牢里冷，揣着。” 胡风回头看她，眼镜片上蒙着水汽，想说什么却被推搡着出门。 此后二十年，梅志每月去监狱送东西，总在棉衣里缝进暖水袋，棉鞋里垫着新棉花。 尽管每次都被狱警抖落在地，她还是坚持着，直到 1965 年胡风出狱，穿着她缝的棉鞋，脚跟磨出的茧子都带着针脚的形状。 成都的小屋没有暖气，1973 年那个冬天，胡风的肺痨又犯了。梅志半夜起来给他焐脚，摸到他脚踝上的伤疤 —— 那是 1967 年劳改时被铁锹砍的。 胡风突然咳嗽着说 “不好了”，梅志闻到异味时，看见丈夫眼里的羞愧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她没说话，只是把他抱起来换床单，发现他后腰的褥疮已经溃烂，而自己的棉裤膝盖处，早被长期跪坐磨出了窟窿。 平反后的梅志整理胡风的遗稿时，在《时间开始了》的手稿里发现张纸条： “1933 年蓝旗袍，1941 年梅花补丁，1955 年热馒头，1973 年脏床单 —— 我的生命是你漂洗干净的。” 她摸着纸条上的墨迹，想起 1988 年平反大会那天，自己穿着新做的蓝旗袍，却在主席台上看见丈夫的遗像，突然明白：有些污渍，时间也洗不掉，但有些爱，能把污渍绣成梅花。 如今武汉的胡风纪念馆里，陈列着梅志补过的棉被，上面的梅花刺绣已经褪色，却能看见针脚里渗出的线头。 那是 1973 年成都水坑边，一个女人用冻裂的手指，在命运的冰水里，为爱人漂洗出的最后一点温暖。 而玻璃柜里的蓝旗袍复制品，袖口永远留着磨破的毛边，像极了梅志临终前说的话： 参考来源：（齐鲁晚报——近代史学者谈胡风：悲剧命运很早就露出了端倪；光明日报——重现完全的胡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