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当 “不能用人名命名街道” 的规定传到凤城时，市政部门打算将市中心的 “邓铁梅路” 改名，没想到公告贴出当天，就有白发老人拄着拐杖来办公室哽咽：“不能换啊，他是拿命给咱挡日寇的英雄！” 窗外的梧桐树下，几个小学生正仰着脑袋读路牌，书包上的红领巾与路牌上的烫金大字一样鲜红 —— 他们或许不知道邓铁梅牺牲时的具体年月，却能清晰说出 “他是打鬼子的大英雄”。 1931 年深秋，丹东凤城的山林里，邓铁梅带着 180 名农民子弟举起 “东北民众自卫军” 的旗帜时，队伍里最年长的猎手只带了把砍柴刀。 这个曾在旧军队当过团长的东北汉子，砸了自家绸缎庄的柜台，把布匹换成弹药，在岫岩山区喊出 “不做亡国奴” 的口号。 不到两个月，队伍就从 180 人爆涨到 1500 人，他们用缴获的伪军军装改制成军服。 在首战攻克凤城时，邓铁梅亲自带队捣毁日军情报机构，毙伤日伪军 50 余人，缴获步枪 300 支、机枪 3 挺，连《盛京时报》都恐慌地刊登 “匪势猖獗” 的消息。 自卫军的营地设在密林中，战士们用松树皮煮水充饥，却在邓铁梅带领下创造了 “流动游击” 战术：白天扮成猎户侦察敌情，夜里突袭日军据点。 1932 年冬，他们在本溪摩天岭设伏，用土炮和砍刀歼灭日军一个骑兵中队，缴获的战马排成两里长队。 队伍发展到 1.5 万人时，邓铁梅给每个连队都配了 “识字员”，教战士们读 “抗日救国” 的标语，他常说：“咱不光要扛枪，还要让子孙后代知道，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 1934 年 5 月，邓铁梅因重病隐居在岫岩山区，叛徒沈廷辅带着便衣暗杀队扮成货郎混入村庄。 被捕那天，他正用草药给伤员敷伤口，听见敲门声时，还以为是老乡送粮食来。 日军监狱的铁窗下，高官们带着金条和委任状轮番劝降，有个伪军司令拍着胸脯说：“只要你点头，给你三个县的地盘。” 邓铁梅把脸转向墙壁，开始绝食，每天只喝一口水，却在狱友递来的纸扇上题字：“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 临刑前三天，他让人找来笔墨，在囚服内衬写下岳飞的《满江红》，字迹浸透血痕。 1934 年 9 月 28 日，奉天伪陆军监狱的刑场上，邓铁梅拒绝跪射，对着东方的朝阳高呼 “抗日必胜”，枪声响起时，他怀里还揣着女儿绣的平安符。 日军在档案里无奈记载：“邓氏已弃生死之念，求死更重于求生”，而狱卒偷偷保留的纸扇，后来辗转送到延安，成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珍藏。 当凤城百姓得知要改路名时，退休教师李大爷翻出祖传的牛皮日记本，里面记着 1945 年光复那天，人们用白石灰在邓铁梅路的石板上写 “英雄不死”。 如今的路牌下，常有家长带着孩子驻足：“看，这是邓铁梅爷爷战斗过的地方。” 路两侧的银杏树上挂着学生们写的纸条：“您用生命换的太平，我们替您看”。 市政部门最终决定保留路名那天，86 岁的抗战老兵王福来让人推着轮椅绕路三圈，他指着路牌上的名字说：“这不是普通的路名，是咱东北人的脊梁。” 在凤城档案馆里，保存着 1951 年市民联名请求命名 “邓铁梅路” 的请愿书，泛黄的宣纸上按满了红手印。 如今每到 9 月 28 日，这条路就成了鲜花的海洋，小学生们用零花钱买来的菊花堆在路牌下，花瓣上的露珠像极了当年狱中未干的血痕。 当夕阳掠过路牌上的烫金大字，“邓铁梅” 三个字被照得透亮 —— 它早已不是单纯的路名，而是刻在城市血脉里的精神密码，提醒着每个路过的人： 有些名字，注定要与山河同寿，有些精神，永远比规定更能扎根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