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作战 “一等功臣” 王友军惦记母亲身体不好，写信说 “听说在我们这一带的药店里有天麻卖，而且质量较好，我一定带一点回去”。这是他给家里寄的最后一封信。 信纸在母亲手中攥得发皱，邮戳上的 “云南” 二字被反复摩挲，洇开的墨迹像极了母亲眼角未干的泪。 她不知道，儿子写这行字时，正躲在猫耳洞里，用罐头盒当桌子，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混着远处隐约的炮响。 王友军的要强是刻在骨髓里的。1981 年入伍那天，他对着镜子把军装熨得笔挺，袖口磨出的毛边是训练时蹭的。 浙江遂昌的山坳里，母亲总说他 “犟得像头牛”，却不知道这个犟脾气让他在四年间拿遍团里的军事比赛第一，连炮管擦得都比别人亮。 当他升任班长，把 “尖子班” 的锦旗挂在宿舍时，寄回家的照片里，他站在队首笑得灿烂，背后是湛蓝的天空。 却没告诉母亲，为了练射击，他在泥地里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膝盖磨出了血痂。 1985 年接到参战命令时，王友军正在给母亲写信。信里絮叨着南疆的湿热，说看到药店的天麻就想起她总犯的头晕病。“等打完仗，我买最大个的天麻给您炖鸡。” 他舔了舔笔尖，窗外的木棉花正落，像极了家乡映山红的颜色。 连里争着上战场的请战书堆成山，他的血书里写着四个理由，最后一条 “家里兄弟多，我死了有他们尽孝”，让指导员悄悄抹了把泪。 他不知道，母亲收到信后，把天麻的事念叨给每个邻居听：“我儿说南疆的天麻好，准能治我的病。” 驻守 142 高地的日子，猫耳洞潮湿得能拧出水。王友军把母亲的照片贴在弹药箱上，边角被手指摸得发白。 每次炮击间隙，他都会对着照片说：“妈，等我带天麻回去，您就不用再喝苦药了。” 1985 年 5 月 5 日那晚，越军的炮弹像雨点般落下，他带着战士们打退三次进攻，扔出的手榴弹在夜色里炸开朵朵火光。 当他扑过去抢救伤员时，爆炸声在耳边响起，弹片扎进身体的剧痛中，他模糊的意识里闪过母亲熬药的身影，嘴唇翕动着，似乎还想说 “天麻……” 母亲收到噩耗那天，正在灶台上煨着鸡汤，说要等儿子回来喝。 邻居们围在土坯房里，看着她把那封最后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 “天麻” 二字时，突然抓起墙角的竹篮往外走： “我去镇上买药铺最好的天麻，我儿说南疆的好，我这儿也有……” 那年冬天，她把晒干的天麻缝在棉袄里，逢人就说：“我儿说这能治病，等他回来就给他炖上。” 三十年后，王友军的妹妹打开木匣，里面除了泛黄的信件，还有一小袋干瘪的天麻。 “这是妈临终前一直收着的，说等哥哥回来。” 妹妹的声音哽咽着，“她到最后都觉得，哥哥只是迷路了，还在找买天麻的药店。” 遂昌烈士陵园里，王友军的墓碑前总放着新鲜的天麻，那是乡亲们从云南捎来的，根须上系着红绳，像极了他信里说的 “质量较好” 的那种。 老山的风穿过 142 高地时，会掠过一块刻着 “王友军” 的岩石。当年他没能带回的天麻，成了母亲心口永远的牵挂，也成了岁月里最沉重的承诺。 如今遂昌的小学生们来扫墓，老师会指着墓碑说：“这位叔叔答应给妈妈带天麻，却把生命留在了战场。” 而那封带着墨香和硝烟味的信，静静躺在纪念馆里，信纸第三行的 “天麻” 二字，在时光里渐渐泛黄，却始终清晰。 那是一个儿子对母亲最后的念想，也是一个战士用生命写下的，未竟的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