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冬天，刚刚入党不久的王一知要在李大钊家里借住一段时间。待走进李大钊家，王一知吃了一惊：这是一个北京大学教授的家吗？局促的三合院里，旧房子、旧家具，一架半新的风琴，几乎没有像样的东西。再瞧瞧一家人的生活：李大钊经常穿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袍、一双布鞋，每天往返十余公里走着去北大上课。家里没有佣人，夫人赵纫兰每天还要烧饭、打扫房间、洗一大盆子衣服，时常为柴米油盐发愁，面容比起同龄人显得苍老不少。 王一知到达北京的时候，还年轻，血气方刚。她从上海转来，是组织派来的，有任务，也有使命。那个冬天风很冷，北京城的街巷更冷，但她没想到，最让她感到寒意的，是走进李大钊家的那一刻。 这不是她想象中的一个教授之家。也许她以为李大钊身为北大教授，怎么着也得有个宽敞点的院子，有些像样的家具，至少有个帮佣吧。但眼前这一切让她措手不及。 这个三合院，是租的，不是买的。房子是黄裕培、马实华夫妇的，李大钊以极低的价格租下，为的是省钱。他太清楚钱的用途，他的钱，用得太多，也太快。 那时大学教授工资不高吗？其实并不是。1920年后，李大钊的工资涨到了200元一个月，加上几处兼职，每月总收入接近300元。这是什么概念？那时候100斤白面不到9块钱，一包能用两个月的炭也不过两块大洋。他的收入，在北平那一带，绝对是体面甚至是优渥的。 那为什么他的家过得像个破落户？钱哪儿去了？不是不会过日子，而是，他的日子从一开始，就不是给自己过的。 李大钊从不掩饰自己是共产党人。他甚至不觉得这是需要隐藏的身份。他写文章，印宣传品，开会组织，接济同志——这都要花钱。钱从哪来？组织经费极度紧张，他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掏。每月工资一到手，他先把八十块拿出来，送去用作党务支出，剩下才交给赵纫兰张罗一家人的生活。 他不是一次两次这么干，是每月都这样。那个年代，北方区委的活动大多靠他一人撑着。他是发起者、组织者、也是资助人。可他从不在外人面前显摆自己“为党花了多少钱”，也没跟家人抱怨过。 有一次北方会议经费吃紧，宣传费、印刷费都没着落，他还私下张罗贷款，把家底都搭上了。罗章龙看不下去，悄悄把情况告诉了陈独秀。李大钊知道后，反而道歉，说“不该麻烦陈先生”，似乎这不是一个领导人应该关心的事。 你看，这就是他。他不是做“老大”的料，却是共产党早期最值得信赖的核心人物之一。 很多人找过他借钱，学生、同志、朋友。只要他手里有，就拿出来。如果没有，他会写张借条，让人到北大会计室去领，等发工资那天再从他工资里扣。一次两次不算多，次数多了，发薪水的那天，他拿到的就不再是钱，而是一堆借条。甚至有人调侃说：“李先生发工资，像发条子。” 蔡元培听说后，还特别嘱咐会计室：别全发给李大钊了，先留点交给他夫人赵纫兰，省得家里断顿。你能想象吗？北大校长为了一个教授的家庭生计亲自发话，这种事儿今天听着都令人动容。 说到底，赵纫兰才是真正受苦最多的人。她不是革命者，但她什么都得承受。房租、水电、饭食、柴炭、孩子学费，全落在她身上。她要洗衣做饭、照顾孩子，日复一日，甚至连一件新衣服都买不起。王一知在李家住的那段时间，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教授太太”的日常，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国家级学者的家。 李大钊生前最看重的，就是那群穷学生。像刘仁静，家庭贫寒，两次交不上学宿费，都是李大钊垫的，还亲笔写下担保条据。连现在国家博物馆里都保存着那张字条，上书：“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一笔一划，规整有力。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曹靖华、张昆弟……这些后来在文教界崭露头角的人，年轻时几乎都接受过李大钊的接济。他没有钱，却总在为别人花钱。他不讲什么“义气”，也不求“回报”，他就觉得：“你有困难，我有能力，就该帮你。” 李大钊被捕牺牲以后，才真正让外界意识到他的生活有多清贫。那年春天，家门口挤满了记者，中外都有。他们走进李家，看着屋里的陈设，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们想象中的北大教授，是衣冠楚楚，家中堂堂。但这个家，破旧、冷清、像极了普通市井人家的模样。 没有积蓄，赵纫兰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过日子，靠的就是朋友接济和北大发放的抚恤金。 我们常说，革命是一代人的信仰。可到底什么是信仰？李大钊那间三合院，就是一个答案。 他知道，未来的路不会轻松，他也知道，自己很可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依然选择把最好的给了别人，最苦的留给自己。他不是悲情人物，他是有担当、有信仰的知识分子。他的贫穷，不是软弱，而是选择。 这或许就是那个冬天，王一知真正看清的李大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