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戴笠亲自找到袁殊，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说：“靠老婆生活。”戴又说：“那你就给我做事吧。”之后给了他两项具体任务。 1937年，上海的天刚刚放亮，袁殊还没从一宿的胡思乱想里缓过神，就被家里的门铃敲得震天响。这个年头，家门口突然有人来访，总能让人心里一咯噔。结果门一开，来人居然是戴笠，这就是日后让多少风云人物听到名字就打哆嗦的戴雨农、军统头子。 说实话，彼时的袁殊，生活已经滑到了谷底。外人看他年轻气盛，其实全靠家里媳妇马景星那点家底撑着日子。街坊邻居背后都悄悄嘀咕：“书读得不少，怎么混成了靠老婆养活？”，听着也扎心，但袁殊偏偏拿这事当幽默，回家还自嘲：“我呀，现在是‘软饭硬吃’。” 那天戴笠进屋，一坐下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这问法火药味浓得呛人，袁殊心里一紧，但面上装作轻松：“靠老婆生活。”戴笠一听乐了，嘴角一咧，扔下一句：“那你就给我做事吧。”接着又加了一句：“现在时局不一样了，咱们留日的这些人，不做抗日的事，难道光靠女人过活？” 当时屋子里的气氛，可以说一针都能扎出水来。袁殊看着戴笠，心里早就明白，军统这行当表面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就是一锅乱炖。你不趁早想明白，早晚得被涮进去。可换句话说，像袁殊这种早年留过洋、文笔又好、日语溜得跟日本人似的，偏偏又落魄在家，这种人，不进江湖，还能在哪儿混？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戴笠这招真管用，我当场就答应下来。” 也有人觉得袁殊“能屈能伸”，说他圆滑，其实搁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不圆滑，真得饿死。就这样，一场关系中国秘密战线的大戏，开场锣鼓敲得又脏又响。 别看戴笠说话不绕弯子，实际给袁殊下的这两个任务，个个都是“刀尖上跳舞”。 第一个任务，“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说白了，就是让袁殊用他的日语和在日本留学时的人脉，混到日方内部，把消息掏出来。可要知道，1937年那会儿日本人对中国人盯得比鹰还紧，随便一个风吹草动都得掉脑袋。就这，戴笠还不忘叮嘱：“你小子消息要快、要准，咱们这边就靠你这条线了。”当时国共刚刚合作抗日，上海沦陷在即，各方情报比什么都紧俏。袁殊就像一块急用的砖，哪缺往哪搬。 第二个任务更狠：“无论时局怎样变化，都要留在上海。”这话表面很普通，实际上算盘打得太精了，别看风头紧，戴笠最忌讳有人临阵脱逃。上海是各路特工的窝点，也是外来势力的缝隙口。军统缺的就是既会做人、又敢钻缝子的角色。戴笠盯着袁殊，摆明了就是要他“死守孤岛”，为国捞消息。其实想想，这事搁谁头上也没得选，袁殊要是不接，回家连饭都吃不上，老丈人也得翻脸。 袁殊后来说：“那段时间，什么人情世故、家国大义，全都混成一锅粥。做一件事要问三遍自己，这到底是帮谁？但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讲真，袁殊这人命不一般。别人想方设法往“正道”上走，他偏偏能在黑白之间如鱼得水。靠老婆生活，只是个开头。混军统之后，身份越来越复杂，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五重间谍”。这事搁今天，说出去都让人觉得像“编剧瞎写”。可当年上海滩风雨飘摇，有人得在刀口上活命、在缝隙里摸鱼。 袁殊本名袁学易，湖北人，出生书香门第。年轻时书读得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大新闻系都混过。可惜国运不济，他那点理想和身份成了“情报场”的金字招牌。袁殊会日语，交友广泛，日本领事馆的高官、青帮大佬、文化左翼、国民党高层，全有他的影子。他混到哪儿都能说上话。别人下棋讲套路，他下棋靠“人情、胆量、脑子快”。 做情报工作时，他表面上是“袁局座”，转身能成“新闻记者”，再转身又是青帮座上宾。日本人请他喝茶，汪伪政府想拉他入伙，戴笠怕他反水，潘汉年靠他送情报。袁殊自己都说：“我这人，命像个旋转门。” 1937年抗战爆发后，袁殊就像棋盘上的活棋，被戴笠“强行用作”军统的王牌。他用自己的人脉和日语能力，混进日本人的核心圈子，一手情报都“脑袋记”，回来后马上交给组织。后来甚至明目张胆地给日本人做事，为的就是把情报送到中共手里。说他是“汉奸”，还是“特工”？其实他自己都说不清。 袁殊的传奇远不止于此。汪伪政府成立后，他被日本人委以重任，还兼着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明明是“敌伪核心”，背地里却把最重要的文件一份份抄给了中共。后来上海滩一闹风声，他又成了戴笠亲自指派的军统上海国际组组长，成了名副其实的“五重身份”间谍。 袁殊的命，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那种，运气和胆子都要够大，才能在乱世里混到最后。要说这人“投机”，那也得先有本事投机、还能投一辈子不栽跟头才算本事。可谁又知道，他每次回家，靠的那口热饭，最初还真是“靠老婆生活”。 其实袁殊这一辈子，真是“与狼共舞”，刀尖舔血。到了晚年，他还说自己“活到最后，心里就剩下一句话，把我烧成灰，也是心向共产党。”这句话，说得平淡，却比谁都硬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