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者》主角魏若来的原型顾准死于1974年，死前极其绝望，他的这种绝望，易中天曾在〈顾准的绝望之望〉一文中，做过具体的还原。 顾准1915年出生于上海，祖籍苏州。父亲小生意，家境虽不殷实，但重视教育。顾准小时候便展露出惊人的天赋，12岁就到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学徒，15岁已能写出会计专著，19岁出版的《银行会计》成为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教材。 彼时的顾准，简直就是天才少年。二十出头已是上海滩有名的金领，讲一口流利英语、日语，会用最先进的西式会计方法解决问题。大家都说，这样的人，日后必有大作为。可谁能想到，顾准的人生很快就不是“高歌猛进”四个字能形容的。 1935年，年仅20岁的顾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顾准成为上海市第一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还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用一句老话说，正是“前途无量”。 在最难的年代里，是顾准想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把上海从国民党遗留的烂摊子里“救”了出来，使上海成了新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他抓财政、稳物价、整市场，干得风生水起。就连陈毅都赞他：“个个都是人精哟，顾准确有倚马可待之才。” 但这样的“高光”时刻，来得快，去得也快。1952年，顾准因为坚持依法征税、不愿搞“民主评议”，得罪了上级，被定性为“个人英雄主义”，撤销一切职务。此后，一路坎坷再未平顺。 顾准的人生转折从“三反”运动开始。撤职后，他本来只想安心做学问。1956年，他到中科院经济所做研究员，全身心扑在经济学、历史、哲学研究上，成了国内少有的“跨界通才”。 顾准骨子里认死理，从来不肯随大流。1957年，他发表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旗帜鲜明地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要知道，整个国家都在学习苏联，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敢提出市场调节，无异于“顶风作案”。这篇文章后来被定为“大毒草”，顾准成了“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 在河北赞皇农村，顾准的日记里只有三句话：“左脚肿，今上午下粪塘子。” “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 “担水担粪已很久了，都用左肩，左股骨下挫。” 这样的苦日子，足足过了好几年。 有人劝他：“难得糊涂吧，随大流不行吗？”可顾准回答：“我如果昧着良心说假话，那不配称知识分子，更没脸做人。”很多人后来回忆起顾准，都说他“脾气犟”，实际上是“正直得近乎固执”。有些道理，一旦认准了，他就宁可受苦，也不肯让步。 1961年，顾准终于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中科院经济所。可不久，因外甥宋德楠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他再次受牵连，被秘密逮捕，二次被划为“极右派”，押送劳改。这时候，家里人都保不住了。妻子汪璧因受牵连，被批斗、除名，最终自杀。五个子女宣布和顾准断绝关系。 如果说此前顾准还抱有一丝希望，到了妻子去世、子女离散的地步，他心头只剩下寒冷。吴敬琏后来回忆：“那时的顾准，已是人到中年，孑然一身，所有苦难都只能自己扛。” 1972年，顾准回到北京，身体每况愈下。其实那时他的肺癌已是晚期，但顾准仍坚持读书、写作，靠知识和思考来支撑生活。他的笔记本里，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批注。别人都觉得他活得太苦、太累，他却说：“这点儿苦算什么，我要为这片土地上活着的人，寻找一条出路。” 顾准去世那一年，才59岁。身患重病，住院时医院不敢收，只能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等待。直到新四军的老战友跑去求情，才勉强住进病房。即使在病床上，顾准还想着赶紧完成最后的文稿，这些文稿后来汇编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希腊城邦制度》，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不是病痛，而是孤独。到最后，他写下遗嘱，希望见子女一面，可子女始终没有来看他。有人劝他，只要认个错，帽子能摘掉，孩子们就能来了。顾准颤抖着签了字，但说这是“奇耻大辱”。可即使如此，子女们还是没有出现。 顾准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弟子吴敬琏回忆：“那天推着他进太平间时，心里冷到极点，觉得世界太冷了。” 可是，正是在这样的绝望中，顾准还留给后人那份“绝望之望”，在深渊底部还要望一眼星空，还要相信进步，相信世界会变好。 易中天曾写过一篇文章，试图还原顾准的绝望。他说，顾准不是没想过反抗、屈服、甚至放弃一切，但他还是选择了“认理不认人，认真理不认权威”。顾准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在所有的希望被打碎之后，依然在追问“娜拉走后怎样”，依然在思考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死前几个月，他还在书信中反复强调：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没有终极目标，只有进步。 这种绝望，其实是另一种深刻的希望。他不再相信一蹴而就的“终极理想”，却在一点一滴的苦难、反思、探索中，给后人留下一句“只有进步”的信念。也正因如此，才有无数人后来把顾准称作“知识分子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