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枪声骤响，宋教仁生命陨落。
10点40分，枪击事件发生后，宋教仁被紧急送往医院，伤势危重。弥留之际，他紧紧握住好友于右任的手，声音微弱却坚定：“我伤势严重，恐怕……活不了了。我在南京、北京和东京的藏书，请你转赠南京图书馆。我一生为革命奔波，家境贫寒，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希望你能与黄兴先生，以及其他朋友一起，照顾他们。” 凶手应桂馨迅速逃离现场，留下奄奄一息的宋教仁。医生检查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致命的子弹已穿透内脏，无力回天。 这位年仅41岁的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平静地安排身后事。
他首先提及心爱的藏书，那是他留学日本期间省吃俭用购置的珍贵古籍，以及他夜以继日翻译的西方政治理论著作，凝聚着他对宪政理想的全部寄托。 这些书籍，如同他的精神遗产，他希望它们能继续发挥作用，为国家进步贡献力量。于右任默默点头，深知这份托付的重量。
随后，宋教仁谈及家人，年迈的母亲和年仅12岁的儿子宋振吕。家境清贫，全靠朋友接济，他曾拒绝袁世凯赠送的巨款，一生清廉，临终却身无长物。这份担忧，饱含着一位父亲对家人的深切牵挂。
他写下给袁世凯的遗书，字字恳切，希望袁世凯能秉公办事，维护民权，建立稳定的宪法。这封饱含希望的遗书，却也预示着巨大的政治悲剧。
1913年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宋教仁作为领袖，计划组建责任内阁，限制总统权力。这与袁世凯的独裁野心直接冲突，矛盾激化，最终酿成这起震惊全国的刺杀案。袁世凯的亲信策划了这起暗杀，应桂馨成为执行者，三颗子弹不仅夺走了宋教仁的生命，也粉碎了当时中国宪政的希望。
21日凌晨4时48分，宋教仁停止了呼吸。他的遗嘱，成为他留给后世的珍贵财富，却也经历了坎坷的命运。于右任遵照遗嘱处理藏书，却发现过程异常艰难，大量书籍在战乱中散失，最终只有少量书籍到达南京图书馆。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书籍在保管不善中逐渐遗失，几十年后，宋振吕费尽心力，也只寻回寥寥无几的残本。
政治遗嘱的命运更加波折，宋教仁的恳求未能打动袁世凯，反而加速了袁世凯的复辟野心。刺杀案的调查不了了之，真相被掩盖，成为民国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宋教仁的三份遗嘱，分别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政治家的现实困境以及宪政梦想的破灭。他的逝世，标志着中国早期宪政道路的终结，也为中国近代史增添了沉重的一笔。 那个春夜的枪声，至今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警示着后人权力与理想的残酷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