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按照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这位科学家的遗体，结果发现他周身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已经长的比心脏还要大。 （信息来源：2022年09月27日科普郴州 —— 罗健夫|激流中奋进 逆境中攀高） 1982年6月16日，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的灯光在凌晨两点依然亮着，当主刀医生剪开最后一层组织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冷气，胸腔内直径超过15厘米的肿瘤将心脏挤压到一侧，肝脏、肺叶上布满葡萄串状的转移灶，脊椎骨因癌细胞侵蚀已呈蜂窝状。 这位躺在解剖台上的航天工程师，正是我国首台图形发生器研制者罗健夫，他的遗体解剖报告显示，低分化恶性淋巴瘤已在他体内潜伏两年以上，而这位“中国式保尔”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仍在调试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电路板。 罗健夫的科研人生，是场持续13年的极限冲刺，1969年，当34岁的他接过图形发生器研制任务时，面对的是“三无”困境：无技术资料、无实验设备、无专业人才，这位原核物理专业出身的工程师，用两年时间啃下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等七门学科，把图书馆当成第二个家，同事回忆，他总在凌晨第一个点亮工作室的灯，饿了就啃冷馒头，困了就在绘图板上垫报纸打盹。 1972年首台样机问世时，罗健夫却眉头紧锁，他发现设备运行速度比国际水平慢30%，立即带领团队推翻原有设计，在Ⅱ型机研发期间，他创下连续72小时不眠记录，困到极点就用冷水浇头。 这种近乎自虐的执着，让中国在1975年成功跻身全球第四个掌握图形发生器技术的国家，相关成果后来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但领奖台上，人们发现罗健夫把自己的名字排在了团队末位。 1982年2月，罗健夫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当时Ⅲ型机攻关正处于关键节点，面对医生“最多活三个月”的判定，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销毁诊断书，第二件事是向组织隐瞒病情，同事们记得，病重期间他仍坚持每天到车间，把止痛药偷偷倒进洗手池，理由是“药物影响思维清晰度”。 在301医院住院的49天里，他的病床成了“移动办公室”，有位工程师来请教设备故障，他硬撑着用颤抖的手画出电路图，指出第17页资料中的参数错误，临终前三天，他还用微弱声音叮嘱护士：“把我枕边的笔记本转交771所，里面有Ⅲ型机电控系统的优化方案。” 解剖时医生发现，他的癌细胞已突破胸骨，脊椎多处发生病理性骨折，这种程度的疼痛，普通人连翻身都困难，而罗健夫却靠着每天注射三次杜冷丁，硬是完成了Ⅲ型机90%的设计工作。 罗健夫遗体解剖现场，有位年轻医生哽咽着说：“他全身器官都在癌细胞侵蚀下溃烂，但大脑皮层却保持着惊人的活跃度，”这具布满肿瘤的躯体，恰似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当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时，正是无数“罗健夫们”用血肉之躯筑起科技长城。 在航天工业部771所档案室，至今留存着罗健夫1978年的工作日志，那泛黄纸页上，详细记录着他的日常工作，如凌晨4点查阅俄文资料，6点进行电路模拟，8点与团队讨论方案，这种“把一天当三天用”的工作节奏，让他在确诊癌症前已出现咳血症状，却始终拒绝体检。 更令人震撼的是他的“遗体捐赠”决定，当主治医生提出解剖建议时，他立刻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攻克癌症同样需要牺牲，我的身体正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这种超越生死的科学献身精神，在当下“论文至上”的科研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 说实话，现在回看罗健夫的故事，心里五味杂陈，他47岁就走了，正是科学家出成果的黄金年龄，这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国家损失，但换个角度想，正是这种“不要命”的干劲，让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硬生生撕开一道口子。 现在有些年轻科研人员总抱怨条件艰苦，可跟罗健夫那个年代比，现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海量的文献数据库，简直像在天堂做研究。 不过话说回来，罗健夫式的牺牲不该被简单复制，他临终前说“我的生命属于党和人民”，这种精神值得敬仰，然而，现代科研愈加需要构建科学的保障体系，如完善科研人员健康监测机制、建立合理成果共享制度，让科学家全力拼搏时不必透支生命。 最让我感动的是罗健夫对名利的态度，现在有些人为论文署名争得面红耳赤，他却主动把名字排到最后，有些团队为奖金分配闹得不可开交，他却把3000元奖金全部分给工人，这种纯粹的科研初心，在当下浮躁的学术环境中，就像一剂清醒药，或许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罗健夫”，但至少该记住，真正的科学家，从来不是为职称和头衔而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