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一天，周总理一早打电话给内蒙古主席乌兰夫，要他从内蒙古调运一批奶粉送往上海，解决孤儿院粮食危机，却遭到了乌兰夫的拒绝。 （信息来源：2023-12-28 乌海市档案史志馆——三千孤儿入内蒙） 1961年的一天清晨，周恩来总理拨通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电话，电话那头，周总理语气急切，希望内蒙古能紧急调运一批奶粉送往上海，缓解当地孤儿院的粮食危机，可乌兰夫的回应却让电话两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他拒绝了这一请求。 乍一听，这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但深入了解那段历史后，才明白这背后藏着的是一份更长远、更深沉的担当。 那时候啊，我们国家正赶上那三年困难时期，天灾接二连三，粮食紧得不得了。你去上海、江苏、安徽那些地方的孤儿院看看，孩子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营养跟不上，命都快没了，这些被人家扔掉的娃娃，大部分才两三岁，大点的也就七岁，小的连周岁都不到，才七八个月大呢！ 全国妇联的康克清主席心急如焚，赶忙向周总理寻求办法，周总理当机立断，首先想到老战友乌兰夫，希望内蒙古伸出援手，乌兰夫接到电话，心中了然，他深知上海孤儿院的糟糕状况。 但他也明白，调运奶粉只能解一时之急，治标不治本，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食物，更需要一个温暖的家，一份长久的关爱，于是，他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把这些孩子接到内蒙古，让牧民抚养，让草原把他们养大。 这个建议可不是乌兰夫一时头脑发热想出来的，当时的内蒙古同样遭受着自然灾害的影响，牧业受损，乳品厂停产，调运奶粉并非易事，而且，一下子接收3000多名孤儿，对内蒙古来说也是巨大的压力。 但乌兰夫心里清楚，这些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不能让他们在困境中自生自灭，他坚信，草原人民有着宽广的胸怀和无私的爱，一定能把这些孩子抚养好。 周总理听了乌兰夫的建议，十分赞同，他当即拍板，决定让内蒙古承担起这份重任，乌兰夫也郑重承诺：“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却蕴含着无比坚定的决心和沉甸甸的责任。 很快，内蒙古自治区设立了专门的接收安置机构，抽调医护与保育人员一批，分批前往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接孩子，时间跨度从1960年初至1963年，呼和浩特、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等地先后接纳了3000余名孤儿，这些孩子多数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七岁，最小的只有七八个月，他们离开了熟悉的城市，来到了陌生的草原。 刚到草原时，孩子们很不适应，他们离开了从小生活的环境，面对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语言，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为使他们尽快适应，自治区先将他们集中于各旗县新建的保健站，养育一段时日，令其调理身体、适应环境。 在这期间，保育员们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他们知道孩子们害怕，所以从不斥责，而是用爱心去呵护，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安抚他们的情绪。 远方来的孩子令牧民们心疼又喜爱，牧民们纷纷前来领养，他们或骑马，或赶勒勒车，或徒步数百里，争先恐后地要把孩子迎进自家蒙古包，为领养孩子，部分牧民卖掉家中仅有的马，老妈妈甚至出让祖传结婚头饰，在他们眼里，这些孩子不是孤儿，而是“国家的孩子”，是草原的希望啊。 在牧民们的精心照料下，这些孩子再度沐浴家庭的关爱，茁壮成长起来，既健康又快乐，他们有了蒙古语名字，有了新的爸爸妈妈，有了自己的新家，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去玩耍，在草原上尽情地奔跑。 如今，数十年已逝，那些“国家的孩子”皆已长大成人，他们中有的成为工程师，有的做了医生，有的入伍参军，还有的选择留在草原之上，回报这片曾经养育过他们的大草原，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对养育过他们的都贵玛额吉、对自己的养父养母、对这片广阔的大草原，依然有着说不完的依恋。 我以为，乌兰夫当年拒绝调运奶粉之举，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他明白，单纯的物资援助只能解一时之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只有让孩子们在牧民家中长大，重新获得家庭的关爱，才能真正让他们健康成长。 这种长远的眼光和担当，让人敬佩，而且，内蒙古牧民们在自身也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无私地接纳了这些孩子，用爱和乳汁把他们抚养长大，这种超越地域、超越血缘的大爱，更是让人动容。 这段历史堪称民族团结的佳话，更生动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它让我们明白，困难面前只要齐心，就无坚不摧，此精神值得永远传承与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