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北京一间躺着一个背部因褥疮溃烂的中年女人。此时的她已病入膏肓，医生只得在她的左肩胛骨下方开一个输液口，上一次开在右侧时失败了。女人惨笑地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啊！ 1996年，北京一间病房里，一个中年女人躺在床上，背部因褥疮溃烂，病痛折磨得她不成样子。医生没办法，只好在她的左肩胛骨下方开个输液口——之前在右侧试过，没成功。她惨笑一声，轻声嘀咕：“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啊！”这个女人是谁？ 1937年钱瑗出生在英国牛津，爹是钱钟书，娘是杨绛，这对学者夫妻的独生女。小时候家里全是书，杨绛常给她念名著。她听《卖火柴的小女孩》时哭得稀里哗啦，小小年纪就透着善良和敏感。回国后，她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学俄语，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成了学生眼里的好教授。1959年，她嫁给历史系老师王德一，俩人挺般配，可惜好景不长。特殊时期那会儿，王德一受不了压力自杀了，31岁的钱瑗成了寡妇。她没崩溃，回了父母身边，和钱钟书、杨绛一起熬过了那段苦日子。 1974年，钱瑗又结婚了，这次是跟杨伟成。他带着俩孩子，钱瑗没生过自己的娃，但对继子女特别好。周末她常提着菜篮子回家，满头大汗地给孩子们做饭。继子杨宏建后来回忆，她那份真心让这个家有了温度。作为老师，她也拼。教俄语时，她讲得生动有趣，学生都爱听。她的学问深，见解独到，培养了不少外语人才。哪怕后来病了，她还惦记学生，托同事捎话让他们好好学。 1996年，钱瑗病了，查出来是癌症晚期。长期劳累把她拖垮了，背上褥疮烂得吓人。医生没办法，常规治疗都不管用，最后只能在她左肩胛骨下开个输液口维持生命。上次在右边开过，没成。她疼得受不了，但还能苦笑，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啊！”这句带点自嘲的话，透着她的幽默，也让人心酸。她没喊天抢地，也没埋怨谁，就这么硬扛着。杨绛84岁了，天天守着她，累得不成样子，但还是坚持陪着。母女俩聊些过去的琐事，钱瑗还问起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像是舍不得这辈子。 那时候，钱钟书身体也不好，家里全靠杨绛撑着。钱瑗病成那样，还惦记着别人，怕父母太难过。她这人就这样，疼得要命还想着安慰家人。病房里没啥奇迹，医生也只能尽力拖时间。她没抱怨命运不公，也没指望谁救她，就这么平静地跟病魔耗着。 1997年3月4日，钱瑗走了。那天她跟杨绛说想睡一觉，杨绛摸着她的脸让她安心睡。她就闭上眼，再没醒来。47岁，不算长的一辈子，就这么结束了。钱钟书受不了这打击，第二年也去世了。杨绛一个人扛下失去丈夫和女儿的痛，2003年写了《我们仨》，把仨人相依为命的日子记下来。那本书感动了很多人，大家才知道钱瑗有多重要。 钱瑗走后，她的继子女和学生没忘她。他们一起写了《我们的钱瑗》，还弄了个“钱瑗教育基金”，想让她对教育的爱延续下去。杨绛晚年常翻看女儿的东西，睹物思人。她没把钱瑗写成多伟大的人，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有血有肉，有笑有泪。钱瑗没啥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她用自己的方式温暖了身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