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病逝。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病床底下竟然发现了一个手提包。谁知打开之后，大伙都傻眼了。
原来，手提包里边并没有遗嘱，装的是由梅贻琦亲自管理的清华基金账簿数册，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
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场的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此时他的夫人韩咏华顿时明白了，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所以也就无须写什么遗嘱了”。
堂堂的清华校长，却没有任何财产，而且他去世前家里一贫如洗，说出来可能谁都不信，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父亲曾经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后来失业，而且家境越来不好。
梅贻琦从小就爱读史书，而且过目不忘。
1904年，他进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受到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
第二年，梅贻琦以第六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
后来，梅贻琦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他历任清华的教员、物理学教授等。
梅贻琦开始在清华大学教课时，只有26岁，不少学生都比他年长。
当时，清华还算不上现代意义的大学，只是专门为派遣留美学生而设立的预备性质的近代学校，一切课程的设置都以顺利留学美国为目的。
据说当时清华大学最高班的程度，只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水平……面对当时学校这样的环境，年轻的梅贻琦开始并不甘心情愿长期从教。
半年后放暑假时，梅贻琦回天津去见张伯苓，谈到学校环境，表示对继续教书没什么兴趣，准备换工作。
张伯苓一脸严肃地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继续教书！”
梅贻琦只好回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
1931年，当时国内形势风雨飘摇、学潮云起，清华的三位校长均被学生赶走。为了平定混乱不堪的局面，国民政府委派梅贻琦担任校长一职。
梅贻琦到任第一天，于清华大礼堂面向全校师生发表了就职演说，一向低调的梅贻琦并没有许多豪言壮语。
但就在那一天，梅贻琦用他温和的语调说出了那句后来令无数学人和教育家都为之深深折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此，他践行自己的承诺，以教授治校、通才教育为方针，倡导学术自由，大力整顿校务、狠抓教育，让清华成为一所理想中的大学。
稳重实干，清廉正直的做法，被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深受清华师生的爱戴。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学生动荡不安，但是在校期间梅贻琦却深得学生的爱戴，当有人问到他如何深受学生爱戴的时候，他总是笑笑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人愿意倒霉（梅）吧。”
这只是玩笑话，其实梅贻琦为清华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当时人心惶惶，学生无心读书，他痛心劝告：若非上前线，你们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与北大还有南开大学合并成了一个大学成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情况对学校来说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
当然学校里的大部分教授及教师都无法领取到足以让他们生活的工资，甚至每一个老师领取的，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一周的生活费。
按理说梅贻琦是清华校长，待遇应该是很优厚的，可是他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放弃了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
而且当时清华握有巨额庚子赔款基金，算不上缺钱，可梅贻琦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能吃上青菜豆腐就算不错的了，申请给教师、困难职工的补助金，自己又分文不取。迫于无奈，夫人跑去摆摊卖“定胜糕”补贴家用。
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一个月工资。
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撤出大陆退守台湾，为了保住清华大学的庚子赔款基金，梅贻琦带着对清华万般不舍的心情，踏上了前往海峡对岸的行程。
到了台湾之后，很多人都怂恿他把这笔钱拿出来，别人帮他想出的花钱名目五花八门，盖大楼、搞基建。
可是梅贻琦都拒绝了，他想把这笔钱用在清华大学。直到台湾清华大学成立，梅贻琦才舍得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于购买科研设备，培育精英人才。
1962年，梅贻琦生病住院，可是他却拿不出医药费，后来由教育部与清华大学暂为垫付住院费，台大医院院长特批，采取记账方式，待出院时一并结算。
可是就算是这样，他也付不起，最后还是由身在台湾和岛外的清华、西南联大校友，以及梅贻琦亲朋好友集资了68万新台币，来帮他交了住院的各种费用。
1962年5月19，梅贻琦去世。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清正廉洁，一心为公，创造了教育史上至今无人企及的奇迹。
斯人之光，照亮远方。梅贻琦以高山仰止的博大胸襟和海纳百川的宽容风范，成就了的品格之“大”,被誉为一个时代的斯文。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