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大的危机是百姓认定“国家和我无关”！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个国家最底层的老百姓开始产生“国家和我无关”这种挂念时，那么这个朝代离覆灭也不远了。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老百姓的态度是最能反应出一个国家的状况的，也是基于此，儒家思想中才会特别强调“民本思想”。 中国几千年王朝史里有个很扎心的规律：底层老百姓一旦觉得国家跟自己没啥关系，朝廷再牛也快玩完了。老百姓的态度其实就是国家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这也是为什么儒家把“民本”两个字反复强调，民心散了，政权就真没根了。 拿东汉末年举例，那时候土地兼并已经严重到离谱，大量自耕农被豪强吞并田地，变成佃户或者干脆流民。朝廷税收和徭役却没减，反而因为宦官外戚争权，卖官买官成了公开生意。地方官吏层层盘剥，百姓交不上税就卖儿卖女，卖不掉就逃荒。加上天灾不断，瘟疫、洪水、旱灾轮番来，田里长不出粮食，村子空了，路上到处是饿死的人。 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对朝廷的信任早就崩了。灵帝那会儿十常侍把持朝政，公卿大臣都不敢吱声，民间怨气冲天。很多人不再指望官府解决问题，转头去信太平道。张角用符水给人看病，顺便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一下子就把青徐幽冀一带的流民拉进组织。黄巾军起事后，各地响应特别快，不是因为他们多有战斗力，而是因为老百姓对官府彻底死心了。官军去镇压，很多地方的百姓不帮朝廷，反而偷偷给起义军送粮送情报。 董卓进京以后情况更糟。凉州兵进洛阳，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百姓家破人亡，对朝廷的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董卓死后，王允掌权，本来有机会稳住局面，但他处置凉州旧部太反复，先说赦免，后来又要杀光，消息一传，凉州兵人人自危，直接反扑。长安城破的时候，城里很多人根本不抵抗，有的关门躲着，有的趁乱抢东西，根本没人把国家存亡当回事。这就是典型的“国家和我无关”——谁上台谁下台都跟我没关系，我只想活命。 再往前看，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搞得天怒人怨，土地重新分配没落实，赋税徭役反而更重，绿林赤眉起义起来，底层民众一样是先对朝廷失望，然后才跟着起义军走。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朝廷收不上税，百姓负担转嫁到普通人头上，很多人干脆不交税，躲进山里当流民，对中央政府彻底冷漠。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事，底层百姓对崇祯朝廷的态度也是差不多：官军来了怕被征粮，起义军来了怕被抢，干脆两边都不帮，等着谁赢了再说。 清朝晚期情况更明显。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欺负上门，朝廷割地赔款，百姓日子越过越苦。太平天国起义能席卷半个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底层民众觉得清廷已经管不了他们，也保护不了他们。义和团闹起来，北京城里很多人一开始也抱这种心态：朝廷打不过洋人，我们自己上。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光绪跑路，百姓对朝廷的最后一丝指望也没了。 放眼世界也有类似例子。苏联解体前，普通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冷漠已经到极点。戈尔巴乔夫改革搞得经济更乱，商店空荡荡，排队买面包排几个小时，很多人觉得国家已经跟自己没关系了，干脆躺平。结果1991年政变失败，国家直接散架。东欧剧变那几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众对共产主义政权也普遍持“跟我无关”的态度，一旦有机会就推翻。 反过来看，历史上凡是王朝能中兴或者维持长久的，基本都抓住了民心。汉武帝晚年轮台罪己诏，唐太宗贞观之治，清康熙雍正乾隆前中期减赋税、兴水利、整贪腐，都是让老百姓觉得国家还在为自己做事。现代社会也一样，政府如果能让多数人感受到发展成果，公民参与度高，认同感强，国家就稳；反之，腐败横行、贫富差距拉大、信息不透明，老百姓觉得上层在玩自己的游戏，底层的日子没人管，那离出大事就不远了。 说到底，百姓认定“国家和我无关”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治理失灵、社会不 公、民生凋敝、信任崩塌。历史反复证明，一旦这种心态在底层大规模蔓延，任何政权都很难靠武力或宣传硬撑下去。民本思想不是空话，它是几千年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铁律。谁能真正让老百姓觉得国家是为自己存在的，谁就有资格谈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