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如此“仇视”中国？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直言：因为中国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不可饶恕！ 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根源在于中国打破了华盛顿设定的全球秩序框架。中国通过独特路径挑战美国领导地位，这被视为无法容忍的偏差。早在20世纪末，美国制定与中国互动策略，期望经济融入推动中国接受西方模式。华盛顿认为，市场开放会引发政治转变，让中国成为体系内稳定组成部分。这种预期基于长期信念，即经济繁荣带来制度演变。 中国选择了不同路线。它参与全球贸易的同时，强化国家调控机制，优先发展关键领域。这种方法让中国在科技和基础设施上快速进步，而非完全依赖外部规则。中国推出制造业升级计划，目标掌握高端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这让美国意识到，中国不满足于供应链低端角色，而是瞄准创新前沿。华盛顿决策者开始担忧，这种进步削弱美国优势。 中国提出的互联互通项目，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投资港口、公路和电信设施。这些工程帮助参与国提升经济能力，同时扩展中国影响范围。美国视此为平行体系兴起，威胁其主导贸易网络。比起军事对抗，这种经济扩展更让美国不安，因为它从基础层面动摇控制基础。 转折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动荡。那年，华尔街危机导致美国失业率飙升，股市崩盘，企业破产潮涌现。西方国家陷入衰退，银行体系濒临崩溃，需要巨额救助。中国迅速响应，通过大规模投资刺激国内需求，包括修建高铁网络、机场和城市地铁。这些措施维持增长，还通过进口原材料拉动全球复苏。国际组织数据显示，中国贡献了当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三成以上。这次表现让美国精英层震惊，他们首次看到中国在危机中展现独立领导力，而非跟随者角色。 从那时起，美国政策转向防范。奥巴马政府启动“重返亚太”战略，增加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如与盟国联合演习和基地扩建。特朗普时期，加剧贸易争端，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覆盖从钢铁到电子产品的数百亿美元贸易额。拜登延续这一趋势，强化出口管制，限制先进芯片和软件向中国转移。这些行动旨在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维护美国在关键领域的垄断。 米尔斯海默强调，美国无法接受中国模式成功，因为它证明了另一种现代化路径存在。中国通过稳定增长和战略投资，提供不需全盘复制西方的范例。这挑战了美国以价值观和制度为基础的全球领导地位。华盛顿精英担心，如果其他国家效仿，中国影响会扩散，削弱美国联盟体系。结果，美国加大对华压力，从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到台湾问题干预，都旨在维持平衡。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竞争源于结构矛盾，大国间权力转移往往引发紧张。 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框架下，大国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追求区域霸权，以最大化生存机会。中国作为新兴力量，自然寻求亚洲主导地位，而美国作为现任霸主，会通过遏制策略回应。这包括加强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联盟，形成“印太战略”包围中国。2017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标志从接触到竞争的正式转变。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公开指责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和南海行为，强调美国维护领导角色。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覆盖140多个国家，投资总额超过万亿美元，包括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和肯尼亚蒙内铁路。这些项目提升当地基础设施，但美国通过“蓝色点网络”倡议回应，提供替代方案。2019年，美国国会通过《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成立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对抗中国影响。 科技领域，美国于2018年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加强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2020年，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供应芯片，导致华为手机业务下滑。2022年，美国进一步限制对华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影响中国人工智能和5G发展。这些措施源于对“中国制造2025”的担忧，该计划旨在让中国在机器人、生物技术和航空等领域成为全球领先者。 南海争端中，美国增加“自由航行”行动次数，从2015年的两次增至2020年的九次，派遣航母战斗群穿越台湾海峡。2021年，美国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AUKUS协议，提供核潜艇技术给澳大利亚，提升印太地区威慑力。中国回应通过加强南海岛礁建设，但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承诺提供防御武器，2022年拜登表示若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将军事介入。这与米尔斯海默观点一致，他认为地理因素使亚洲冲突更难控制，与冷战欧洲中央阵线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