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对李德进行了公开审查，周总理当时也在现场，可最终的判定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了。 会议室里的气氛并不激烈，却压得人透不过气。坐在长桌一侧的奥托·布劳恩，也就是李德，已经离开中国多年，但1934年的往事仍被一一摆上桌面。 周恩来神情沉静，刘亚楼语气直接，毛泽民拿出一组又一组数字。问题并不抽象，全部落在具体时间与战役上。 讨论很快追溯到1933年。那一年，李德从上海辗转进入江西瑞金。此前的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解除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中央军事决策权逐渐集中在博古、周恩来与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手中。 李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强调正规战法。中央苏区开始修筑大量工事，部署所谓“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发动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采取碉堡推进战术。1934年4月，广昌一线战斗持续十余日，红军伤亡很大。 《中国共产党历史》对此有明确记载。李德坚持固守阵地，主张集中兵力进行短促突击。朱德身为总司令，承担前线压力。 战局日渐被动，中央苏区范围不断缩小。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第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此时的中央苏区本有可能与其形成协作。 由于判断失误，联合行动没有及时推进。到1934年1月，福建政权被迅速镇压，机会消失。后来在延安回顾这一段时，不少人都提到那种复杂的心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李德主张保持建制完整，大量辎重随行。行军缓慢的问题在11月下旬暴露出来。 11月25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展开。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一带强渡湘江，损失极为惨重。出发时约八万余人，渡江后只剩三万多人。 《朱德年谱》《毛泽东年谱》均有数据记载。陈树湘负伤被俘后壮烈牺牲。湘江的惨烈，成为后来遵义会议召开前的重要背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贵州召开。会议集中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的军事问题。博古、李德不再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层。 这一调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与政治上走向独立自主的关键一步。毛泽东后来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这句话在后来成为共识。 时间回到1939年莫斯科。刘亚楼回忆湘江一战时语气仍然沉重。毛泽民从财政角度说明根据地丧失后的经济困境。周恩来发言时并未回避责任。 周恩来指出，李德是顾问身份，但中央在采纳意见时也负有决策责任。 会场一度沉默。有人提到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左”倾错误的总结，那种自我纠正的精神已经在形成。 会议持续多日。李德反复强调当年判断基于所掌握的资料。面对具体战役和时间节点的追问，辩解空间越来越小。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最终认为李德在军事上存在严重教条主义错误，但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政党，战略选择由中共中央作出。 处分并未落在李德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