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将光着身子的慰安妇万爱花扔到河边，一条饿犬张开血盆大口扑向她，万爱花绝望的想：“这下活不成了！”突然，她看到一双脚靠近自己…… 1929年，万爱花出生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一个穷苦家庭。四岁那年，她被卖到山西盂县羊泉村，给人家做了童养媳。1938年日军侵入山西时，她已经是个半大孩子，心里恨透了这些侵略者，后来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村里当副村长和妇救会主任，帮着八路军做对敌工作。 1943年农历六月初七，日军扫荡羊泉村，万爱花和同村另外四个姑娘一起被抓，押送到了十六公里外的进圭据点。因为叛徒告密，她的党员身份暴露了。白天，日军把她双手反绑，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上，用皮鞭抽打，逼问村里其他抗日人员的名单。晚上，就把她拖回阴暗潮湿的窑洞，多名士兵轮番对她施暴。这样的折磨持续了整整二十一天，直到6月28日，她才趁着日军换岗的空隙，从后窗爬出，逃回了村里。 同年8月18日，她在河边洗衣服时，再次被日军巡逻队发现抓了回去。这次她被关在炮楼底层，直接成了日军的性奴隶。每天从早到晚，士兵排队进入那个狭小的房间。没有医疗，伤口感染发炎，在经历了二十九天的非人凌辱后，她又一次找到机会逃了出来。 仅仅八十二天后，1943年12月，日军第三次包围了村子，万爱花在取水时被刺刀逼着，第三次落入了魔爪。这次的折磨变本加厉。日军用戴戒指的手扇她耳光，戒指钩住耳环，硬生生把她的右耳耳垂撕裂。他们剥光她的衣服，把她吊起来，用钳子一根根拔光她的腋毛。 最残忍的是压杠子，四名日军士兵用两根扁担横压在她的双肩上，用力下压，直到听见肩骨断裂的声响。还有老虎凳，腿骨和腰骨在重压下变形。在长达五十天的关押里，轮奸、毒打、各种酷刑交替进行，她的肋骨多处骨折，下身严重溃烂，最终在一次酷刑后昏迷不醒。 1944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军以为这个奄奄一息、浑身是伤的女人已经死了，就像扔一块破布一样，把她光着身子丢弃在进圭炮楼旁的乌河沟边。一条饿犬循着血腥味靠近，就在它张开嘴扑向万爱花小腿的瞬间，被赶来的村民用棍棒驱散。这位不知名的老乡脱下自己的破棉袄裹住她，将她背回了家。 命是捡回来了，但身体彻底毁了。由于胯骨和肋骨多处骨折，她的腰身陷进了骨盆，颈部缩进胸腔，身高从原来的一米六五，萎缩到只有一米四七。手臂脱臼，耳垂残缺，因为下体严重溃烂，她失去了生育能力。 被救后，她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才能勉强活动。为了躲避日军的再次搜捕，也为了避开村里的闲言碎语，她带着伤痛，从盂县流落到阳曲，最后到了太原，隐姓埋名，靠给人缝补衣服、当保姆勉强糊口。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四岁的女孩，取名李拉弟，母女俩相依为命，最困难的时候甚至需要乞讨度日。 时间到了1992年，山西盂县的小学教师张双兵在寻访抗战受害者时找到了她。在张双兵的鼓励和协助下，这位沉默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人，决定站出来说话。 1992年12月9日，万爱花作为中国受害妇女的代表，远赴日本东京，出席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举办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会上，她第一次公开讲述了自己三次被捕、遭受日军系统性性暴力和酷刑的经历。讲到悲愤处，她当场昏厥过去。 1995年，她与其他十五名山西受害者一起，正式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谢罪和赔偿。1998年10月30日，她与赵润梅、杨秀莲等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此后，她多次往返中日之间，出庭作证。2000年，她在东京“妇女国际战犯法庭”上，曾想当众解开衣服展示伤痕，因情绪过于激动再次昏倒。 这条诉讼之路异常艰难，日本法院采取了拖延战术，往往开庭几分钟就宣布休庭。尽管法庭在判决中认定了日军实施监禁、强奸等加害事实以及对受害者造成持续精神损害，但最终都以“个人不能起诉国家”、“诉讼时效已过”等理由，驳回了她们的诉求。2005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万爱花等人三诉三败。 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民间基金的方式，向受害者发放“慰问金”了结此事，但万爱花和许多中国受害者拒绝了，万爱花曾说：“日本的有些人心是好的，要给我们钱……但我不要他们这种堵我们嘴的钱，我要他们向我们道歉，讨公道，这是主要的。” 2013年9月4日，万爱花在山西太原的家中去世，终年84岁。至死，她都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四天后，她的骨灰被送回家乡盂县羊泉村安葬。她的养女李拉弟在葬礼上郑重声明，将继续母亲未竟的诉讼，“了却母亲最后的心愿”。2024年4月，万爱花等十八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子女，再次提起诉讼，这也是民间对日申诉三十二年来，首次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万爱花从一个四岁被卖的童养媳，到抗日战士，再到遭受非人折磨的幸存者，最后成为不屈的控诉者。她用自己残损的身体和一生的时间，只为讨回两个字：公道。尽管正义迟未到来，但她的抗争，让这段被刻意掩盖的历史，再也无法被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