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航机长袁斌只因为不满分房制度，携带着妻子，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飞机叛逃台湾，客机刚飞入台湾领域，就被拦截，乘客瞬间陷入惊恐，但最终夫妻俩的结局却让人拍手叫好…… 袁斌出生于1968年，在河北廊坊长大，1988年进入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习飞行技术。毕业后，他于1993年加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从副驾驶起步，凭借飞行技能在5年内升为波音737机长。这在当时的公司体系中属于快速进步，他的月薪约2万元，还获得朝阳区一套100平方米住房和一辆捷达公务车。1995年，他与徐梅结婚，徐梅在北京一所小学任教，两人婚后住在分配的住房里。1998年上半年，公司推行住房改革，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启动，袁斌申请但未入选，因为领导优先考虑无房员工。他多次与领导争执，却无结果。公司随后减少他的飞行任务，让他负责新员工培训，这让他积累不满，最终萌生劫机想法。徐梅起初反对，但最终同意参与。袁斌夫妇无犯罪记录，袁斌飞行小时超过2000小时，曾执行多条国际航线。 1998年10月28日早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架注册号B-2949的波音737客机准备起飞，执行CA905航班，从北京经昆明飞往缅甸仰光。机上95名乘客包括出差和旅游人员，机组9人，总计104人。袁斌担任机长，文飞为副驾驶，还有两名副驾驶。徐梅以乘客身份登机，但违规进入驾驶舱，坐在正副驾驶后方座位。飞机于8时05分起飞，一切初始正常。飞行35分钟后，飞机抵达太原上空东北约30公里处，海拔约8000米。袁斌要求文飞配合改航向去台湾，文飞劝阻无效。袁斌操作飞机晃动，威胁不配合将导致失事。文飞基于安全考虑，让出控制权。徐梅把守舱门，防止其他机组进入。袁斌通过广播告知乘客飞机将飞往台湾，要求保持安静。 9时15分，文飞将应答机设为7500劫机代码，向航管中心报告情况。中国民用航空局通过无线电多次劝说袁斌返航，但未果。10时20分，民航局联系台湾中华航空，请求协助。华航通知中正国际机场和相关官员，包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张国政，后者报告常务次长张家祝。台湾空军于10时19分雷达锁定飞机位置，在福建省崇安西南20海里处。桃园空军基地派出4架IDF战机升空拦截。战机接近后，通过无线电确认意图，转为护航引导飞机南行。飞机穿越台湾海峡，继续飞行。乘客在广播后出现混乱，但乘务员维持秩序。11时17分，飞机降落台北中正国际机场。 飞机停稳后，舱门开启，台湾警方上机，逮捕袁斌和徐梅。袁斌声称来投奔自由，但警方以劫机罪带走二人。其余机组和乘客接受侦讯，至14时30分结束。副驾驶文飞驾驶飞机返回厦门，载回其余人员。事件中无人伤亡，但乘客留下心理影响。袁斌劫机源于分房纠纷，公司证据显示他曾要求额外大户型住房未获批准。这次事件暴露民航安全漏洞，促使两岸协调处理。台湾警方调查确认袁斌夫妇动机为个人不满，而非其他因素。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此案，检察官出示录音和飞行日志，证明劫机因分房不公。法院认定事实，判袁斌7年徒刑，徐梅6年徒刑。两人分别关押在桃园看守所和龙潭女监。上诉被驳回。两岸红十字会介入协调遣返事宜。2001年6月28日，通过马祖至马尾渠道，袁斌夫妇与其他劫机嫌疑人一同遣返回大陆，包括张文龙、师月波等人，总计8人。返回后，大陆司法机关继续调查，永久吊销袁斌飞行执照，两人失去原职。事件成为社会反面教材，袁斌夫妇生活受影响，邻里议论不断。这次劫机也推动民航改革，如双机长制和虹膜识别系统。 事件后，中国民航加强飞行员管理，增加心理评估和安全培训。台湾方面处理类似事件时，强调快速响应和国际合作。CA905航班劫机是大陆民航最后一次被劫至台湾的案例，此后类似事件减少。袁斌作为机长，本应负责安全，却因私利危害乘客，凸显个人责任重要性。两岸关系因事件短暂紧张，但通过协商化解。乘客返回后，部分参与后续调查，提供证词。民航局出台新规，严禁无关人员进入驾驶舱。袁斌夫妇的举动影响家庭和社会，提醒福利分配需透明。 劫机事件揭示90年代住房改革中的矛盾，公司分房政策虽旨在公平，但执行中易生不满。袁斌已有住房仍争额外名额，反映部分员工心态。事件处理中，两岸避免升级，体现务实态度。民航安全由此提升，引入先进技术监控。乘客经历虽短暂，但高空恐慌难忘。袁斌夫妇返回大陆后，需面对司法和社会压力。事件作为案例，纳入飞行员教育，强调职业伦理。台湾法院判决基于法律，考虑动机但不减轻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