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德国拿出7万件中国文物，强势开出3个亿的天价。正在中国犹豫时，德国却以3000万美金，把文物卖给了新加坡。 蒂尔曼·瓦尔特方早年出生在德国一个工业城市，从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船舶制造行业。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海洋设备维护工作，经常前往东南亚港口修理潜水器械和勘探船只。瓦尔特方积累了设备操作经验，并在1980年代末移居印尼雅加达，建立小型海洋勘探业务。他购买二手设备，雇佣当地人员，在爪哇海域进行水下扫描，记录海底地形数据。公司逐步扩展，1990年代初参与多个印尼沿海项目，获得政府许可后，瓦尔特方管理团队定位沉船遗址。1990年代中期，公司雇员增加，包括工程师和专家，他投资水下机器人，处理小型打捞项目。公司总部设施配备干燥室，瓦尔特方负责货物分类存放。这些经历让他掌握水下作业流程，从设备部署到运输，形成商业体系。他将海洋勘探视为职业路径，从工程转向打捞，积累资源应对项目。瓦尔特方与印尼部门建立联系，申请许可，强调商业价值获取支持。他的公司网络包括个人和企业，专注于发现和挖掘水下遗址。 1997年，瓦尔特方参与Intan沉船打捞，该船11世纪沉没，载有北宋宝物。他领导团队回收陶瓷、硬币和玻璃器，获得经验。1998年，印尼别林停岛附近渔民发现沉船遗址，瓦尔特方通过公司Seabed Explorations获得许可，进行挖掘。该公司新西兰注册，与印尼当地企业合作，印尼政府授权商业打捞，因缺乏资源无法自行处理。挖掘分两阶段，1998年8月启动第一季，1999年第二季，印尼海军提供现场安全。团队回收约6万件唐代文物，包括长沙窑碗、白瓷和岳窑产品，还有金银器如金杯和银瓶。文物保存完整，部分堆叠在储藏罐中，显示唐代工业产能。船体为阿拉伯dhow，长18米，用椰纤绳缝合木板，沉没于9世纪，提供海上丝绸之路证据。瓦尔特方强调快速回收以防盗掘，文物运往德国和新西兰设施，进行脱盐和修复。修复由德国保守员安德烈亚斯·雷特尔负责，北京故宫耿宝昌教授鉴定。瓦尔特方保持集合完整，避免分散出售。 中国方面得知文物后，表达兴趣，但面对瓦尔特方开出的高价，谈判陷入僵局。该价格覆盖打捞和维护成本，相当于3亿元人民币。中国未立即同意，考虑价值和资金。期间，瓦尔特方接触其他买家，包括私人收藏者和机构。没有记录显示德国博物馆直接出价，但瓦尔特方作为德国人，其行为被视为德国方行动。谈判过程中，中国评估文物历史意义，如陶瓷纹饰反映唐代繁荣和中东贸易。瓦尔特方坚持价格，拒绝大幅让步。最终，中国未购得，瓦尔特方转向新加坡。2005年，文物以3200万美元售出给新加坡圣淘沙休闲集团和政府。该价格低于初始报价，约合2.5亿元人民币。新加坡获取完整集合，提升文化地位。整个交易暴露国际文物市场规则，商业打捞利用许可优势，推动销售。瓦尔特方从项目获利，继续运营公司。 打捞后，文物在私人设施保守六年，涉及清洗和研究。Seabed Explorations资助750页报告和150页长沙文物出版，提供学术数据。船体记录允许重建9世纪dhow，名为Muscat之宝，从阿曼航行至新加坡。2011年，新加坡艺术科学博物馆展出部分文物，与史密森学会合作。展览包括纽约亚洲协会博物馆2017年巡展。自2015年起，完整收藏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Khoo Teck Puat画廊永久陈列。游客可查看金银器和陶瓷，了解唐代贸易网络。瓦尔特方公司参与其他项目，如南海遗址勘探，但未涉及Belitung后续展示。他委托助手管理日常，转向咨询，提供印尼合作伙伴经验。公司维持修复设施，处理新发现货物。事件引发争议，商业打捞被批评破坏遗址，但瓦尔特方辩称拯救了文物免于分散。印尼政府从项目获250万美元一次性支付和Intan文物返还，作为结算。 国际社会对Belitung事件讨论持续，强调水下遗产保护。UNESCO 2001公约谴责商业挖掘，但印尼未签署，转向商业公司。瓦尔特方操作虽快速，但记录船结构和保持集合完整，与其他项目如Geldermalsen和Tek Sing不同，后者拍卖分散。考古学家批评挖掘速度，回收6万件仅两季，缺乏全面科学方法。瓦尔特方承认情况不理想，但归因于政府压力和盗掘威胁。新加坡受益，文物成为研究资源，揭示唐代陶瓷出口中东和伊斯兰影响，如绿色泼釉碗。事件突出国家实力在文物追索中的作用，中国后来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法律完善。类似纠纷继续，如南海沉船打捞，多国争夺。Belitung提供贸易路线洞见，船载香料如八角，经碳定年确认826年左右沉没。瓦尔特方职业从机械转向勘探，积累东南亚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