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欠了我们家400块大洋，现在可以还给我们了吗？”2015年孝感市人民政府，一位衣着褴褛的大爷拿着一破旧泛黄的旧纸条，敲开了当地领导的办公室大门。 2015年的一天，孝感市政府大门前，来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他叫杨明荣，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用油纸层层包裹的物件，脸色忐忑又坚定，犹豫许久，才轻声向工作人员开口：“同志，我爷当年借了400块大洋给红军，现在家里实在难撑，想问下，这笔钱还能还吗？” 工作人员连忙扶老人坐下，小心翼翼接过油纸包。层层拆开后，一张破旧纸条露了出来，纸张泛黄发脆、边缘破损，部分字迹模糊，但“红军”“大洋四百元”的字样清晰可辨，落款是红军相关部队，还盖着队长涂杏的印章。工作人员深知这绝非普通纸条，当即上报情况并妥善保管借条。 杨明荣悬着的心稍稍放下，缓缓道出借条背后的故事。1930年，他的祖父杨长银在世时，孝感大悟山一带是红军秘密联络点。 当年6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一师打完阳平口战斗后扩编，部队规模扩大但吃穿、弹药和经费极度紧张，战士们常常食不果腹、衣衫单薄。 那时的杨长银家境殷实、为人厚道，乡亲们都叫他“银叔”。他看着这群衣衫褴褛却纪律严明的红军，与以往烧杀抢掠的军阀截然不同——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住村民家会主动挑水劈柴，即便喝口清水也会把水缸打满。杨长银明白，这群年轻人是来为穷人谋出路的子弟兵。 当红军特务营战士上门筹措资金时，杨长银毫不犹豫决定倾囊相助。家里现大洋不够，他就让儿子杨文顺（杨明荣父亲）挨家挨户向亲戚借，好不容易凑齐400块大洋，亲手送到涂杏队长手中。 涂杏又感动又郑重，写下借条盖好印章，向杨长银敬礼承诺：“老乡，多谢相助，革命胜利后必如数奉还！” 杨长银连忙摆手：“不用急着还，你们好好打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好。”他小心翼翼收好借条，视若珍宝。后来红军转移，涂杏和战士们再未出现，但杨长银始终坚信，红军一定会兑现承诺。 这张借条就这样在杨家代代相传。杨长银临终前，反复叮嘱杨文顺，要妥善保管借条，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拿出来讨债，这是杨家与红军的信任，是珍贵念想。 杨文顺牢记嘱托，即便后来家道中落，一家人靠种地打短工糊口，也从未动过讨债的念头，将借条锁在铁盒里，躲过了战火与动荡。 直到杨明荣年老，家里日子难以为继，老房子漏风漏雨，连温饱都成问题，走投无路之下，他才想起这张借条。他怕被人笑话，也不确定这笔跨越85年的债务能否被承认，所以才如此忐忑。 孝感市政府接到上报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文物专家、党史研究人员核查。专家通过检测纸张、笔迹和墨水，确认借条是1930年红军所用，绝非伪造。 党史办工作人员翻阅1992年版《孝感县志》，查到红一军一师当年在当地扩编筹措资金的记载，其中“群众捐助四百元及粮马若干”的旁注，与借条信息完全吻合。 核查清楚后，折算400块大洋成了新问题。据当时银行测算，1930年1块大洋相当于现在60至80元，结合同期稻谷购买力、白银市价等综合折算，最终确定折合人民币4万元，这一数额有明确依据，彰显了“尊重历史、合理补偿”的原则。 2015年12月28日，孝昌县财政所工作人员将4万元支票郑重交到杨明荣手中。老人攥着支票，手心满是汗水，喃喃自语：“爷爷、爹，红军真的还钱了。”工作人员随即询问，是否愿意将借条捐给县博物馆，让更多人知道这段故事。 杨明荣毫不犹豫点头：“愿意！借条该属于国家和所有人，让更多人知道红军与老百姓的情义，比我自己留着更有意义。”随后，他在捐赠书上摁下指印，领到了荣誉证书。 这张泛黄的借条，跨越85年风雨，承载的不仅是一笔债务，更是军民鱼水情与沉甸甸的信义。红军没有忘记承诺，国家没有忘记百姓相助，这份跨越时空的信义历经岁月打磨依旧熠熠生辉。 杨明荣一家三代的坚守，也让我们看到，最朴素的信任、最真挚的情义，永远能穿越时光、温暖人心。
